《飘》与《倾城之恋》中女性形象比较
摘要:白流苏和郝思嘉分别是中国现代义学史和美国现代义学史上较为丰满的艺术形象。作为贵族女性，她们在生存困境中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共同选择婚姻来改变命运，做出种种艰难的抗争，但是，不同的义化背景和性格，使她们生活的结局截然不同。
本文首先简要的介绍了《飘》和《倾城之恋》的作者与内容，接着总结二者中女主角的总体形象，最后分析两个女主角形象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1 前言
1.1《飘》的作者与内容简介
我们很少能见到因写一部作品便成名的作家，而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便是这样一个特例。她唯一的作品《飘》一经问世，就卷起一阵旋风，成为美国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1936年，玛格丽特·米歇尔(1900-1949)发表了长篇小说《飘》。此书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世人的瞩目。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乱世佳人》更是盛况空前，获得八项奥斯卡金像奖，更是使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玛格丽特·米歇尔于190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业州业特兰大市一个律师家庭。小说中的主人公斯佳丽的原形正是作者的外祖母安妮·斯蒂芬，一位的确经历了南北战争，作为战时新娘从富裕的种植园嫁到业特兰大，并参加市议会，谴责男性的游手好闲的女人。作者的母亲也是业特兰大社会的女中杰出人物，她常带领女儿参加各种女权运动集会，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讲。家庭的熏陶为米歇尔口后的写作创造了良好的背景及氛围。
30年代初，米歇尔在《业特兰大报》任副刊编辑期间，阅读了大量南北战争的历史资料，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了素材。婚后，她因腿伤辞去职务，历经10个春秋，写成了她的大作《飘》，并因此声名大噪。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有着鲜明的人物性格，面对人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此书以庄园主小姐斯佳丽的爱情生活、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为主线，描写了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历史，细腻真实地刻画出南方奴隶主阶级在向资本主义转化过程中恋恋不舍的痛苦历程。
主人公斯佳丽经历了美国南北战争以及战后重建，历时十二年，成为书中的闪亮之星，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同时也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如果说《飘》是一部毁誊参半的畅销书，那么斯佳丽便是一个毁誊参半的人物形象。我们很难用“好人”或“坏人”这把中国人最常用的标尺来衡量她，她的行为也不能简单地用“善良”或“邪恶”来加以判断。一部分人对斯佳丽持批判态度，认为她刚恒执拗、爱虚荣、易激动；认为她是一个具有“自私、残忍、冷酷、虚荣和淫荡”个性的人；也有人批评作者把斯佳丽的一切道德的堕落、良心的毁火和无耻的行径描写成英雄行为，从而对作者和她都给予了否定。还有人认为斯佳丽完全背叛自己的阶级，走的是一条勇敢向上充满变革的历史性道路；肯定她“身上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那种百折不挠、勇于进取、敢于开拓的美国精神，她是一个善于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自己新生活的女英雄！是一个新旧社会交替更迭中的乱世佳人”，认为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人格，敢于反抗旧传统，追求个性自由和两性平等的人。可见，评论界对《飘》褒贬不一，而《飘》的争议性正是小说本身经久不衰的最好例证。
1.2 《倾城之恋》的作者与内容简介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叽，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
《倾城之恋》为张爱玲小说的代表作。小说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所带钱则被家人耗尽后，遭到兄嫂的冷眼与谩骂。前夫因肺炎逝去，娘家人更是趁此机会，赶流苏回去做寡妇。流苏不从，身心疲惫时，恰巧碰着了只想恋爱不想结婚的范柳原。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战争的爆发，使得两人最终还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似乎是《传奇》中唯一结局完满的小说。这正如张爱玲白己所言“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但是，在这个看似圆满结局的背后，却充满着苍凉的色彩。
怎样评价《倾城之恋》，一部只有2。 8万字的小说?算不上感人肺腑的故事—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非主流女”白流苏，邂逅风流浪子范柳原，滑行在爱情的边缘，一场战争冷静了漂浮的两颗心，得到片刻的安宁，足以支撑一辈子的安稳。
《倾城之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完成，是张爱玲二十五岁前高峰期的作品。公认的她最优秀的作品，都在二十五岁前写完了。天才女子在最旺盛的青春期显示了驾驭文字的独特天分。半个多世纪来的“张迷”们所迷恋的或许正是“张式”文字编织的上海故事。
语言是心灵的窗口，是思想的容器。因此，文学语言的诗性传达了最本真的体验，激起了生命深处的共鸣，成了人们生存境况最彻底的透视。张爱玲作为小说家的魅力，《倾城之恋》被数代人追捧的理由，或许就在这种永恒的揭示，由文字和语言所创造的“精神底片”，一经不同的人阅读，便显影出各异的世界万象，映照出每个人的前世今生、欲言又止。
除了语言的精妙绝伦，《倾城之恋》堪称经典的另一后盾，我想应该是作品背后张爱玲的爱情观了。有点儿相信，又有点儿虚无。之所以有这样的基本立场，与她的出发点分不开。张爱玲自幼向往母亲那边光明的世界，也在西方现代作品的熏陶下长大。她理解的爱情是现代的，互相的，是两性健康结合的基础。然而她生活经历的时期却是中国社会转形期，旧的在崩坏，新的还未成形。她默默地观察各种荒谬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剖析不正常的爱情，宣泄失望也寄托自己的殷切期望。
2《飘》与《倾城之恋》的女性形象
2.1《飘》中的女性形象
同时期的美国女性与中国女性一样，同处在男权社会里，是男性的附属。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男性是社会活动的中心，而女性只是一种陪衬，女性只能站在男性的背后，同样是社会道德和伦理要求他们成为典范的妻子和母亲，以及可爱得近乎没有独立思想的淑女。然而米切尔笔下的斯嘉丽更感兴趣的是：“总有一天，我要做我想做的事，说我想说的话，就算别人不喜欢，我也不会在乎的”，她的话中流露出的不仅仅是她刚毅，更多的是自己的激情和反叛精神，结果她按照自己说的做了。
《飘》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材料，更重要的是全书故事情节进展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包括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变迁和突转，都是以战争为因子。是战争打破了一切常规，给了这个国家重新确立价值和道德标准的契机，也给个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故事中的女主角显然抓住了这样的契机，为争得平等权利和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做出了努力。
南北战争和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让斯嘉丽冲破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完成了女性对社会的反叛，“将自己的生活空间由家庭向社会拓展，向男权社会提出了挑战”。斯嘉丽原本是一个养尊处优、任性自私的种植园主的女儿，处处随心所欲，也大胆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当自己向心爱的人卫希礼表白而遭到拒绝时，她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巴掌，并用与查尔斯结婚来报复他。她的第一桩婚姻也是她性格中反叛精神的第一次表达。
但是，战争、丈夫的死、购买木场、重建塔拉，负担10口之家的生计等，让斯嘉丽身上少了许多贵族的娇气，而增添了坚强和男性般当家人的憔悴和周全。是生活的磨难让她扫除了她贵族的娇气，更多的则是培养了她坚韧不屈的性格和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的顽强奋斗精神，她非凡的生活能力让他逐步走向了成熟。
战后重建的生活历程磨砺了她独立自主的精神，培养了她坚韧、勇敢面对现实的性格。一个丰满的、符合女权主义运动思想的新女性跃然纸上。斯嘉丽成为一名不畏男权、努力争取女性权利的勇者，在这位19岁寡妇身上体现出的不仅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女性气质，也具有与男性相同的才能和气质，她所经营的木场就是她才能的见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斯嘉丽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男性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女性只处于一个从属地位。然而，斯嘉丽成功冲破了传统的道路，她不再用作为女人所拥有的娇贵的皮肤和贵族女人气质去寻求保障，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创造了条件，获得了经济上的保障，而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属，在这过程中，她强烈而复杂的女性自我意识很好地表现在了对爱情、金钱和事业的苦苦追求上。
2.2《倾城之恋》中的女性形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部分现代女性已经从沉睡中醒来，千方百计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寻求自由光明的生活，然而，她们往往逃不出父权制的魔掌，难以摆脱社会的歧视和迫害。她们感到自己好像陷入了一个命运的怪圈。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就是这样，但是其中更多的是她不甘于命运的安排而拼命地挣扎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作为一个有着复杂文化背景的女作家，生长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既秉承了祖先古典幽雅的中华风范与文化精髓，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四十年代的上海，西方文化已经开始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色彩中，也出现了上海这道特别风景线——一个华洋杂处的地方，《倾城之恋》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地点中。正是在这种中西文化碰撞的年代中，女性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长期的“无我”状态，她们开始为改变长期被压抑和受歧视的地位而做出了对社会的一种反叛，她们的反叛为的是寻求经济上的保障，而实现这一目的的直接方式便是通过婚姻的保障来实现，但是，这些战争中的女性在其反叛过程中并没能使自己真正地获得独立，这种独立是精神上的独立，虽然战争偶然成就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
在中国的旧式传统中，女性是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社会不需要她们拥有多少知识储备，社会道德和伦理只要求她们成为贤妻良母，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男高女低、男主女从、男优女劣的价值判断体系着实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她们只要懂得“三从四德”，能在家相夫教子，其他的似乎不用去考虑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没有走社会道德和伦理所要求的那条道路，丈夫死后，她被要求回婆家守寡，她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顺从，她做出了反抗。她无法忍受家中兄嫂的冷嘲热讽，七嘴八舌，甚至是钩心斗角，她决定出洋。“时代已在破坏中，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刘杰锋，23），使得流苏费尽心思要抓住生活中一切可以占有的东西—— “众人都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她顾不得仔细考虑，唯恐被岁月的车轮抛下而失掉眼前的快乐。面对范柳原这个豪富，英俊，聪明，风流倜傥的外国派男人，流苏凭着自己“还称得上貌美的容颜”获得了范柳原倾心。但是流苏已经不再是传统女性的化身，她毅然拒绝成为范柳原的情人而很好地维护了女人的尊严。
但是，流苏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离过婚的人，求归宿的心态总是比求爱情的心来得更切”（陈子善 74），所以她得想一切办法，用一切手段牵住范柳原的心，幸得香港的变乱偏爱了流苏一番，范柳原在变乱中回到了流苏身边，两人同甘共苦，相互依靠，终于柳原良心发现取了流苏为妻。在与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华侨少爷的调情游戏中，流苏用自己的智慧赢了，她从“婚姻的保障”而得到了“经济的安全”。 她相信，她能“在不满足中求得满足，不安稳中求安稳，在不能忍受中忍受”（宋家宏， 253）。“女性能否解放自身，也主要取决于她们在经济上能否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 流苏最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传统妇女形象，经济上有了保障，但实质上，从精神深处没有独立，她一方面反叛，她的反叛值得深思，但更应深思的是女性如何让自己得到真正的解放，一方面还是要寻找归宿感。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解放女性自身，而不是接受解放。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就是这样，在传统伦理道德面前，她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去改变它，在与伦理做反抗的同时她又犯下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寻找那所谓的经济上的安全，无形中又成了男人的附属。
3《飘》与《倾城之恋》的女性形象的相似之处
3.1作者类似的人生经历
玛格丽特·米切尔与张爱玲的身上都经历不幸的爱情，二次婚姻的创伤为他们文学创作奠定了基调
玛格丽特·米切尔则因母亲去世，不得不从中学辍学操持家务，这种生活培养了她独立、坚强、勇敢、多思的品性。后来婚姻的不幸(离婚又再婚)让她感受到了美好生活的无望，而体现在斯佳丽的身上则是一再的婚姻失败。斯的婚姻失败与其说是斯自己一手造成的，不如说就是玛的婚姻爱情观的具体体现。但无论斯有多少缺陷，存在于她身上的坚强、勇敢和强者的风范却是令许多读者敬佩不已。同情弱者，敬佩强者是人的普遍存在的心态之一，广人的小资产阶级读者本身就是弱者，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当斯身无分文时，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当斯为恢眨失去的乐园不择手段攫取财富时，读者又山衷产生一种敬佩。斯在追求金钱的同时也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她的爱情悲剧在读者心中激起一种崇高的悲壮感。所以，《飘》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西方读者的愿望和梦想，读者从斯这个形象身上或多或少观照到了自我，读者在阅读时，内心的欲望和审美期望得到了实现，得到宣泄和释放，从而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和慰藉。
而张爱玲幼年就日睹父母失败的婚姻。不幸的家庭使她敏感、旱熟，而在她的生活环境中，敏感旱熟又使她过旱地积累了对人对爱的否定性情绪。她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应当是美好的，然而，现实中却有太多的丑恶。这便是张爱玲建构小说之前，来自她经验世界的基本心态。张才女一共结过两次婚，1943年12月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相识，1944年8月结婚，1947年6月离婚；1956年2月三十六岁的张爱玲与六十五岁的美国剧作家赖雅产生了忘年恋，也许飘零得太辛苦了，六个月后两人即结婚，十年后相依为命的赖雅离去。后面的三十年里，张爱玲孤独隐世，灯伴读，最后魂断异乡，凄凉一生。
如果说后一段感情是为了糊口，是现实中的依赖；那么前一段不为人理解的热恋或许更像当事人理想中的真爱，她上了瘾似的，无法自拔，包容一切的侮辱和伤害，始终卑微地为对方付出所有。张爱玲最后的失望充满着清醒但执着的情怀:“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字里行间仿佛一位满腔热情的古典烈女子款款走来。
但纯脆的感情在现实中能灵光乍现，但无法保鲜一世。人生难以排练出完整的一出悲剧，也罕见完美的结局。张胡恋最终也没有演绎为哪般绝世童话，而是酸楚地谢幕，让人绝望。观察世事和自身的经历让张爱玲的神经疲倦不堪，但也由此触摸到文化中一度被忽略的人性真实。人性的基调不是悲壮的理想主义，而是不断妥协的透逸，谱写一首首悲哀的诗。
3.2战乱纷争中追求爱情
自有人类以来。战争一直不断。对战争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飘》和《倾城之恋》都把战争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但两位女作家关注的重点不是民族生存的整体状态。没有去充分表现阶级仇、民族恨、革命情。更没有把女性消融在战争与革命的叙事中。她们着力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合理存在的价值。
《飘》中不仅直接诅咒战争就是“无故杀人。自费金钱。而使奢侈品难以获得的一场烦恼罢了。”而月_直自地指出了“神圣”战争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因为男人爱战争的。女人不会爱战争。男人却爱—甚至比爱女人还过余”。两部作品同时写到战后“我们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暖和点的衣裳一件也没有。孩子们在挨饿。害病—”因为战争。庄子烧掉了。田地荒芜了。物价上涨了。自来水也断了。功后香港的晚上是死的城市。“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这里是什么都完了”。战争是男人的“事业”。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在两位女作家的笔下战争不仅毫无“神圣”可言反而变成了制造罪恶的黑手。世界因它而变得满日疮痪。人们的生存因此变得更加艰难。
在《飘》中。读者时时可以嗅到战火的硝烟。但都没有直接描写打仗的场而。作者着重描的是战争带给人类群体个体的悲剧和不幸。观照的是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裂变。在《飘》中。白瑞德靠战争发财并把它作为谋生的手段。这种做法。从道义的角度看。是极其不道德的。因此。在当时的爱国人士眼中他似乎应该是一个“反面人物”。思嘉也一样。她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她有强烈的求生欲望。除了生存的法则之外。她不想其他任何法则。为了生存她可以不择手段。从人本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都有很强的可理解性。他们的“坚韧”甚至是令人钦佩的。
而《倾城之恋》更把战争当成一对自私男女结为夫妇的原因。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悠然“我们对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象一个坐在硬板凳上打磕睡。虽然不舒服。而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张爱玲回忆自己在香港之战的表现时曾坦言“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这和思嘉对战争的态度如出一辙。
3.3功利的爱情婚姻终成悲剧
《倾城之恋》写一对自私而又精明的男女，在爱情上锚诛必较，最后却是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俗的婚姻。在这里，女主人公流苏自私冷酷的爱情婚姻心理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逃离寄食娘家、遭人自眼的处境，一上场即顾不得“诗礼人家”的脸而，从妹妹手中抢了范柳原。她不愿失去“淑女”的身份，要用残剩的青春下一次最后的赌注，她算得非常清楚，输了，不过是“声名扫地，没有资格作五个孩子的后娘，”赢了却出了一口恶气，还摆脱了难堪的处境。在这一场令人身心憔悴的搏战中，她费尽了心机和手段，只想摆脱“情妇”的命运，与范柳原名正言顺地结婚，成为合法的妻，实际上是使自己在经济上更有保障更安全。这种自私的带有功利日的性的婚姻心理，使她和范柳原之间毫无真心和爱情可言，最终香港的沦陷成就了自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张爱玲把这富有“情调”的倾城之恋兜底翻出了它的交易本质，揭不出了人性的自私、功利的一而。
与白流苏一样《飘》中女主人公斯佳丽也是自私、冷酷并月_任性的。她为了报复阿希礼对自己的无情，赌气与媚兰的弟弟查理结婚，查理恰恰是阿希礼妹妹追求的对象，婚后一周，查理应征入南军，不久病死军中，斯佳丽成了年轻的寡妇。战后，为了交纳房地产税，为了能掌握丈夫的财产，保住种植园，斯佳丽和自己的妹妹的未婚夫结了婚。后来，丈夫在决斗中被杀，斯佳丽第二次成了寡妇。斯佳丽与白瑞德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没爱情基础的，尽管自对斯佳丽一往情深，斯佳丽心中只有阿希礼。斯佳丽最终发现阿希礼不过是个孺夫，只有自才是她唯一的真正能够相爱的人时，已经晚了，她被自抛弃而成为孤独的女人。应该说正是斯佳丽的任性、自私断送了自己可以享有的爱。
4《飘》与《倾城之恋》的女性形象的不同之处
4.1伦理道德影响着主角的追求
白流苏和郝思嘉的人生遭遇极其相似，但她们所生活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以及她们的性格不同，所以，她们最后的命运也有明显的不同。
自流苏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没落贵族家庭，骨子里有份中国传统女子的含蓄美，在男人而前表现得非常矜持，甚至有些保守。正是这份矜持保守吸引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风流惆搅的男人—范柳原对她的注意，从而改变了自流苏的命运。自流苏意识到这一点，在与范柳原交往的过程中她小心地周旋着，尽量保持自己做人最基本的尊严，任凭范柳原怎样挑逗，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她知道如果输了这一步，那范柳原水远都不会娶她。范柳原确实是爱她的，但又是现实的，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自流苏的一份感情，但自流苏的身份是不配成为他正室妻子的。自流苏那离沪赴港、离港返沪、山沪归港，往往复复的经历，没有哪一次是出于她本意的，都是无可奈何而逼就的。这被范柳原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过程中，便足以见到自流苏的卑微。最后他用一纸电文将无所适从的自流为、召回香港，白流苏终于无可奈何地放下高贵的身份做了她所不愿做的情妇。
因为落后和专制的社会形态对女人的摧残远甚于男人，男人尤其是知识阶层不论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多少压迫，总还可能凭借功名利禄得到社会承认，可以娶纳三妻四妾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唯一正当的人生途径就是通过男人—丈夫或情人找到“自我”，一个礼拜后，范柳原将远赴英伦，绝不带上他的J清妇。恰巧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倾城”成全了自流苏，她终十成了他的妻子。故事到此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在这场爱情婚姻中，自流苏一直处于劣势和被动的位置，这种不平等的婚姻多少带着些许苍凉。
而郝思嘉恰恰与自流苏相反，在与白瑞德的爱情婚姻中一直处于优势，占据主动位置。生活在美国南方的郝思嘉从小深受南方文化传统的熏陶，可在她的血液里却流淌着野性的叛逆因素。随着南北内战战火的蔓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郝思嘉的叛逆个性越来越鲜明，在一系列的挫折中她改造了自我，改变了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成为时代时势造就的新女性形象。当然，在自己爱情婚姻中，她争强好胜，敢爱敢恨，敢做敢为，尤其在她与白瑞德之间。虽然白瑞德玩世不恭，但是对郝思嘉是认真的，他关心她的一切，只为得到她的真爱。而郝思嘉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白瑞德，她爱的人是卫希礼，可是世事捉弄人，在她所认识的男人中，只有白瑞德才能帮助她走出生存的困境。白瑞德看出这一点，所以他不慌不忙地挑逗着，并不急于表白。郝思嘉却忍耐不住，像自流苏一样放下高贵的身份主动去勾引白瑞德。文本中有一个场景描述得非常细致具体。郝思嘉为了拯救战后的陶乐家园，她从服饰、言语、动作等儿个方而对在狱中的白瑞德进行有意识的挑逗。白瑞德喜欢衣着漂亮的女人，郝思嘉就将窗帘改做成一件漂亮、得体的新衣服，打扮得光彩照人，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眼球；说着许多肉麻的话，比如“哦，瑞德，我是替你发愁呢！我替你担心得很呢！你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呀?”“哦，瑞德！他们要是真的绞杀你，我是活不成了！我是无论如何忍受不了的呢！你看我—，等等，这些言语使白瑞德的眼睛里跳跃着兴奋的光芒；做着许多亲密的动作，“瑞德拖了一把椅子到她而前来，她也就不知不觉地将身子扑上前去，亲昵地捏住了他的肩膀。”“她对他看了一眼，那眼光带着一种柔肠欲断的神情。”这些都是她在有意识地挑逗着一个成熟的男人，令他心族摇荡。从郝思嘉一言一行中很难辨别出她是一个出身在上等人家的女子，为生活所迫，她敢与做出这样让上流社会不齿的举动。不过这样她不会做白瑞德的情妇，而牢牢地将婚姻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上，最终他们为了各自的需要走向婚姻的殿堂。
4.2不同的抗争方式导致不同的结局
《飘》和《倾城之恋》的作者对人性的审美把握是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的。她们既写出了人性中善的光明的一面。更把人们一直不敢正视却的的确确普遍存在十人性中的自私、虚伪和冷漠的恶的阴暗的一面暴露无遗。在这两部作品里没有彻底的好人和坏人的原初界分方式。
《飘》中的思嘉勇敢、信守诺言、敢十正视现实、自信有活力。同时她偷看媚兰信件、厌倦医院看护工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不择手段地捞钱。是一个可爱与可恨、可敬与可鄙的立体多而人。《倾城之恋》中的流苏限于篇幅没有像思嘉那样被作者充分展不、显得血肉十满。但她的身上同样充斥着矛后复杂的人性:在兄嫂盘光她的钱财后受讥嘲时。她显不了软弱老实可欺的一而；为了自己的出路不顾妹妹的恨抢走前来与妹妹相亲的范柳原。显不了她精明自私的一而。思嘉和流苏是两个与以往文本完全不同的陌生化的“女性自我”。都不是完美的女性。但都光彩照人。至今让人难以忘怀。因为她们在最人程度上摆脱了依附在伦理文化上的虚浮的群体意识。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同时作者又以女性特有的真切体悟和内心感受。运用独自、语言、行动、神态、甚至梦境。将其触须深深地探进了思嘉和流苏内在的难以言表的微妙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如《飘》的作者多次写思嘉梦见战后回故乡饥饿的情景。凸显出思嘉不择手段抓钱的内因和害怕再一次陷入饥饿的恐惧心理。
《倾城之恋》通过流苏在柳原为她购置的住房里的所思所想表现了为生存所困的离异女性的妥协和无奈以及对现有身份的不确定和前途命运的忧虑心理。虽然张爱玲深受西方文化多种思潮的浸染。但她的文学创作离不开中国文化基因的承传。几千年的积淀和浸浮使流苏的人性觉醒没有走多远。西方的人文思潮发韧早于中国。女性解放的意识也早于中国。密切尔的母亲更是个积极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她作品中的思嘉对人性的禁锢和压抑。对应该舒展的天性被践踏和蹂踊做出了强有力的奋争。思嘉比流苏在人本道路上走得更远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结论
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张爱玲以女性特有的想象力、独特的视角与细微的观察力叙述了金饯、欲望和爱情婚姻，并从东西方文化背景出发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人间真情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但由于她们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她们的婚姻爱情叙事具有不同的内涵文章探讨两人从女性爱情婚姻叙事上体现出来的相同处与差异性。
两个作者相似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们取材的共同之处，他们选取了类似的生活背景，选取了同样功利的女主角，最终两个女主角都成为爱情婚姻的悲剧。但是东西方道德伦理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又决定了这两个女主角所追求的幸福，以及抗争方式的不同。
参考文献
[1]杨小兰.柔弱背后的强悍——《倾城之恋》中女主人公白流苏形象分析[J].社科纵横,2004,(04).
[2]林珊.无尽的苍凉——浅淡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悲剧色彩[J].南平师专学报,2005,(01).
[3]魏红梅.影印在墙上的爱情——解读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J].电影文学,2007,(12).
[4]任亚娜.鲜艳而凄怆,苍凉而深长——读《倾城之恋》探析张爱玲小说世界[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11).
[5]贺玉庆.寻求者的声音——对张爱玲《倾城之恋》的一种解读[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5,(02).
[6]胡彦华,杨青.隐匿的悲凉——浅析《倾城之恋》的悲剧性[J].船山学刊,2006,(03).
[7]高娟.张爱玲《倾城之恋》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03,(03).
[8]夏军英.一种苍凉的启示——读张爱玲《倾城之恋》[J].语文学刊,2003,(05).
[9]曾勇.张爱玲《倾城之恋》爱情婚姻叙事研究[J].电影评介,2007,(17).
[10]吴小雪.《倾城之恋》的悲剧意味[J].科教文汇(下旬刊),2007,(08).
[11]周萌萌.华丽的沉影——《倾城之恋》[J].电影评介,2010,(01):96,110
[12]孙郁.张爱玲[J].博览群书,2009,(11):1
[13]胡兰成.民国女子(节选)[J].名作欣赏,2010,(01):43-46
[14]新书推荐站[J].出版参考,2010,(01):34
[15]周璐.偷渡者王佳芝——谈《色·戒》中王佳芝的心理体验[J].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09,(04):19-21
[16]王祥夫.我看胡兰成[J].名作欣赏,2010,(01):40-43
[17]余静芳.论张爱玲的传奇人生与写作传奇[J].丽水学院学报,2010,(01):25-30
[18]朱旭晨.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2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