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五章將探討津田左右吉的現代國民論與現代皇室論。首先，分析津田以文學作品為素材的國民思想研究，試圖發掘在津田的眼中，日本這個國家究竟是如何形成？以及國民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應扮演何種角色？再者，探討津田的天皇觀──津田如何為天皇尋求一個具備現代意義、超越政治變動、又具備日本特殊性的身分？本章的重點在於，津田如何兼顧普遍性與日本特殊性的追求，而中國又是如何被當成排除的對象，貫穿於津田的國民論與天皇論中。
第一節 「民族」與「國民」
在了解津田對「國民」的定義之前，必須先處理津田對「民族」的看法，他基於科學且客觀的觀點，認為民族是以人種為基礎，自然而然形成的。
屬於同一人種的民眾佔據一定區域的土地，長期共同生活之下，也就是說，在擁有相同生活經歷之下…所自然形成的集團就是民族。屬於該集團，不僅體質相同，語言、宗教、職業、風俗、習慣…等都會相同，從而有著共通的生活感情…
津田一直反覆強調，日本這個「國家」是從一個民族的內部所建立的。從一開始，日本「國民」就是在一個民族內部自行構成的。
在我們祖先開啟了作為統一國民的生活前，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經歷著作為民族的生活。
然而，相對於明治時代到戰前的日本人類學家，津田的民族觀顯得非常獨特。當時人類學家多持「混合民族論」，認為日本統治異民族的經驗非常豐富，可是津田卻提出「單一民族說」。不過，津田並不否認，日本統一之前有異民族的存在，可是在4世紀初，日本政治統一之後，異民族就作為「國民」被吸收進來，之後，雖然和北方的異民族蝦夷有衝突，但津田認為這並不是「會動搖全體民族生活的衝突或競爭」。
(除了和蝦夷之外)日本民族與異民族的接觸機會很少，激烈的民族紛爭經驗幾乎沒有。…因此，(日本民族)並沒有養成殺伐、戰鬥的氣質。
基於上述的「單一民族說」，津田認為，日本民族的統一過程是非常平和的，且統一之後皇室與氏族保持親和關係。既然日本是單一民族國家，則同一民族不存在對立與衝突的可能。
事實上我國國民是同一人種、使用相同的語言、擁有相同的風俗習慣，且具有相同閱歷的同一民族。因此，皇室與一般民眾之間長存親愛之情。
由此可見，津田的日本民族像十分獨特，與老師白鳥、其他論者都有所不同。對白鳥來說，日本民族是文武雙全，在戰鬥上十分勇猛的民族；而「混合民族論」者則認為日本民族富有統治異民族的經驗，對於日本對外交涉給予極高的評價。反觀津田，他認為日本民族缺乏戰爭與對外交涉的經驗，是個和平的農業民族。
兩千餘年來，我們國民一直都在世界無比的皇室下生活著，維持著完美的國體…我們大和民族發展自己的勢力，同化異民族，本來的民族國家組織就越來越穩固…
然而，並不是所有民族都有能力形成「國民」，就拿朝鮮民族來說，津田認為，他們在面對中國時無法自立，反而淪為「支那思想的奴隸」；而中國民族則因為缺乏公共、集團的生活，無法孕育出「公共性」，這使支那民族無法形成「國民」。
看到兼愛篇所說的「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墨家的主張就是基於，如果我愛他人、他人就會愛我的功利思想，如此來實現彼此的愛，也就是說，藉由「交相利」來維持人際關係的協調。然而，卻沒有公共、集團的生活，自然也無法形成公共的觀念，父子、君臣、兄弟與其他的人際關係，都是以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來詳細考量的，處於僅如此思考的上代支那，完全不考慮自己作為組織一份子的公共集團，也就是說，不考慮部分對於全體、小我對於大我的愛。對於他人的愛僅僅是出於同情…
支那民族不僅缺乏公共、集團的生活，還侷限於個人對個人的關係，因此，無法將「路人」視為「鄰人」來尊重。在津田眼中，支那跟朝鮮民族一樣，都是無法形成國民的劣等民族。
公共生活情感的形成，在社會上，需要永續的鞏固組織，在該組織中，需要有機的統一，而這些都是支那民族所缺乏的…因此沒有發展出這種(公共生活)情感…支那缺乏現代意義下所謂的國民觀…人民僅是人群而已。支那人的政治思想中，透過君主教化民眾，像是一家族、或師弟等極狹小的關係拓展而成，如果要把這種思想推廣到整個天下時，他們從來沒有將多數人視作一個集團去面對，也就是說，中國的政治思想缺乏以實際上的經驗為基礎。
對津田來說，國民之所以能夠形成，是因為公共精神的存在，以及鄰人之愛的實現，基於此，津田在《文學中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研究》一書中，就不斷以所謂「公共性」的視角，來批判日本各個時代的文學與思想。
第二節 日本國民思想研究與批判
津田首先思考的是，日本這個國家是怎麼形成的。前述提到民族是基於人種，長期共同生活之下所形成的文化共同體。與民族相對的國民，則是以同一國家為基礎，共同經歷政治生活所產生的政治集團。
日本這個國家剛開始是由天皇和氏族所共同組織而成的，首先在這個範圍內誕生國民。之後，又形成武士與平民的階層，也就是說，日本這個國家的形成，是透過國民範圍的擴大，來構成它實質的內涵。
整個國家的活力來源，最初是貴族，再來是武士，最後就是平民了。津田認為，日本這種國民形成的動態過程，亞洲中只有日本才有，但是津田還是看到日本各時代的不足之處。
一、日本國民思想研究：
津田在《文學中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研究》一書中，以文學為題材，以辛辣的筆觸來描寫日本國民思想的形成過程。書中正是以津田所謂的「國民形成的動態過程」作為骨幹，依序區分成貴族、武士、平民三個時代。
首先，關於貴族時代的文學作品，津田給予極低的評價。例如：津田認為「萬葉集只是貴族文藝的產物，裡頭的詩終究只是娛樂的、遊戲的」，「不論是神代史、還是萬葉集，都看不到公共情感的表現」，此外，其他的故事文學，如：竹取物語、伊勢物語，都被津田視為「貴族的，不具國民的性質」。
透過分析貴族時代的文學作品，津田發現貴族時代的文化特徵，在於極力去模仿、學習中國的思想，因此，當時「所展現的思想與感情，大體上不是我國民族固有的事物」。對於當時政府所推行的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與冠位制，津田認為，這只是抽象的、中國式的禮文主義，「不契合時勢，也不契合當時的國民生活狀態」，故對津田來說，以君主本位、官府本位來治理人民的中國政治思想，完全不適合本質為「親和關係」的日本。再者，當時的文化為貴族所獨占，且貴族的活動範圍主要在都府，因而具有顯著的「都會」特色。
其次，關於武士時代文學所呈現的氣質，津田認為，主要是以「主從關係」與「恩賞利益的觀念」為基礎。
與貴族的不同在於，武士全部都是用主從關係來維繫。這不是權力的問題，而是人與人的交涉。
武士精神的基礎終究是殺伐的戰鬥精神，之所以戰鬥畢竟也是為了豪族自身的利益，武士與主人之間的關係，絕對是以恩賞的利益觀念為基礎。
若以津田的標準來看，這種戰鬥精神與主從關係，「是極為狹隘的東西，絕對不是公共的，也不是國民的情感」。就算進入平民時代，還是沒有滿足津田所期待的標準，例如：江戶時代平民掌握文化的主導權，津田對此給予高的評價，但是另一方面，看到鎖國政策所造成的活力萎縮、封建權威，以及「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一般都是被忽視的（被拒於文化世界之外）」，因此，「並沒有如表面上看來，全體國民生活真正的向上發展，倒不如說是成就都市生活奢侈的表象，如：裝飾的工藝品、輕浮的娛樂，隨之而來，也隱含了放縱、不健全的因子」。
在津田的國民思想研究中，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異文化的抵抗。首先，關於中國文化，津田一直將中國思想文化當成比較的對象；日本文化中受到中國思想影響的部分，也被津田視為一大汙點加以批判。
其次，對於西歐文化與思想，津田十分稱頌西歐思想的普遍性。
現代日本的學術雖然是歐洲發源的事物，但這是世界的、或者人類普遍的。
不過，津田仍然反對將西歐思想文化直接移植到日本來。
歐洲的思想是歐洲的風土民族下所展開的歷史或歷史的產物，因為受到古典時代以來的傳統與基督教的影響，因此有著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歷史，對於沒有受到如此傳統影響的日本人來說，就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歐洲思想，但總是無法融合於自己的生活。
再者，津田不論在面對中國思想文化，還是西歐思想文化，都十分反對上層階級將異文化當成「外在的裝飾」或者淺薄的「知識遊戲」，因為這些都不是國民實際生活中所產生的精神與情感。津田在論述日本文化形成的特徵時，就特別指出以下三點：(1)「受到支那文化誘導的日本文化，從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貴族色彩」；(2)模仿中國文化而產生的「知識主義」傾向，造成日本民族輕忽自身純粹的情感生活，由於知識與情感分裂，因而難以產生健全的文化；(3)由於日本民族喜歡學習新的事物，因此容易引進優秀的外國文化，可是外國文化一旦進入，日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就停止發展。也就是說，津田認為，日本歷史的一大特色是，日本民族一直都在學習異民族的文物，可是卻缺乏自我創造。因此，這些異民族的思想在日本的權威性，甚至強大到任何人也無法對抗的地步。
津田的國民思想研究，給予貴族文學最低的評價，因為唯有文化的主導權完全下放到平民手中，才是津田理想的國民思想狀態。因此，津田藉由批判過去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態度，並且以「與外國文化對抗」為契機，希望能看到從「日本國民實際生活」中所產生的生活感情。
二、國民與公共性
津田的國民思想研究，還特別去思考「公共性」尚未發展成熟的問題。如前所述，津田曾經以缺乏公共性來批判中國民族，因而認為他們是無法形成「國民」的劣等民族。另一方面，在《文學中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研究》一書中，津田也不斷以「公共性」的視角，來批判日本自身的文學與思想。
不論是神代史，還是萬葉集，完全看不到公共情感的表現。
古今以後的敕撰集...主要探討的是愛，這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這是因為最初沒有公共情感。
究竟什麼是「公共性」，津田認為，就算是為了國家不惜犧牲自己的情感，也不能視為公共性，因為這本質還是武士思想中的主從關係。
像是對祖國的愛，國民的全體是每人同等深度、強度的感受到這種整體性，以及所有國民都感覺到跟國家融為一體，為了擁護國家不惜犧牲自己。透過這種情感，就產生真正能夠犧牲的精神。可是真正能夠犧牲的精神，在內部還是屬於武士思想的內涵，主從關係所衍生的犧牲思想。這種主從關係所衍生的犧牲思想，絕對不是所謂的公共性。
在日本文學中，津田認為只有詩人小林一茶最能展現這種公共精神。
追求親子之愛的心，是從自身出發、擴及週遭鄰人，最後擴及全人類。一茶所表現的情感就是起因於此。…他的博愛心，把人類皆視為同胞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一覽無遺。
津田認為小林一茶是日本唯一的「愛的詩人」，小林的詩句全部都是「愛的詞句」，由此可見，津田所謂的公共性，如果從政治的層次去談，就是一種透過國家、或是某種持續性的、穩固的結合的力量，而實現出來的一種意識。從道德層面上來看，公共性就是一種社會基礎上所自覺到的鄰人之愛。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產生的情感，不是透過形式上的禮教規範而成的。
「國民」是在一同經營「公共」生活之下，透過「公共」精神（鄰人愛）相互結合成的。津田不斷從這個觀點出發，認為日本國民思想有許多需要克服的地方。然而，津田對於日本還是很有信心的，因為日本是亞洲唯一具有「國民形成動態過程（貴族－武士－平民）」的民族，因而具有公共性成長的可能，雖然這種公共性的成長是非常緩慢的。反觀中國與朝鮮民族，不僅欠缺政治上的統合，也缺乏鄰人之愛，這種欠缺鄰人之愛的社會，不論如何都會淪落為權威主義的思考，人民之間彼此都不關心，以及殘虐彼此。
然而，當津田又回過頭來觀察當時的日本社會時，才發現現實不是如此。
我對於現在的社會與政治狀態，感到非常的不滿，必須要強烈要求改革現狀，這種陷入分裂的社會與政治狀態，已經嚴重壓迫到國民的生活，我們國民就是對於官僚政治、軍國主義、資本家的跋扈態度，由衷感到痛切的嫌惡與不滿。
在津田的心中，這本來應該是一個整體的國民，可是當時卻不斷展開深刻的分裂與對立。究竟要如何產生這種「整體」的國民？如何讓國民把國家與自己視為一體？津田認為，一個民族就是一個國家，為了要全面實現以「鄰人愛」為基礎的公共性，就必須與官僚政治、軍國主義、資本家的跋扈作個決斷，且過程中，並不是將異質事物拉向自己，而是天皇所喚起的一種親和感。
第三節 現代皇室論
如前所述，津田十分重視「從國民生活中」產生出來的思想與情感，而最能夠展現這種國民思想的，就是尊皇情感。津田在《文學中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研究－貴族文學的時代》一書中，一開始就表達自身對「尊皇情感」的確信：
無論國民生活的狀態發生什麼大變化，尊皇愛國的思想從古至今都沒有改變。…不用說，尊皇心就是自從我國國民把皇室作為皇室來景仰以來，就一直存在的。而尊皇心與愛國心是一致的，且尊皇心與國民實際生活密切相關，天皇作為國民活動的中心與國民精神的象徵(国民的精神の生ける象徴)，…。尊皇之心是古今一貫的，其思想內容也不會隨時代變遷。
由此可見，對津田來說，因為日本為島國，缺乏受異民族侵略的經驗，且日本民族內部很少紛爭，天皇並不需要用武力來統治人民，人民自然對天皇懷有敬慕之情，因此，尊皇心是國民實際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也就是說，日本的天皇制「並非人為的」。再者，天皇的存在價值在於，作為民族精神的統一體，是一種象徵，因此不具備特定的人格性，且「國民」才是真正的主體。此外，無論現實的政治經濟如何變動，都不會動搖天皇的存在價值，因為天皇制具有順應時勢變化的特性，這種具有包容性、適應性的天皇存在，自然被津田視為與外國文化對抗的國民精神。
津田的天皇觀正反映出他獨特的歷史觀，即在不斷改變的歷史情境中，「如果真有什麼不變的事物，就是它會順應生活型態的改變，而去改變它的思想意義」換言之，要具備永恆的存在價值，就必須擁有適應特定時代要求的自我變革能力。因此，津田藉由去除天皇制的「人為性」，重新回歸到日本所處的環境與民族的「歷史」與「生活」中，去尋求天皇之所以存在的「自然」原因，以解決天皇制的存續性問題。
津田研究國民思想的初衷，就是要強調日本民族的特殊性。那個時期的津田，強調日本是和平導向的民族，在日本特殊的民族性與生活環境之下，人民自然而然產生「尊皇之情」。這種「健康的」的津田天皇觀，雖然一直若隱若現於津田的記紀批判與國民思想研究中，可是礙於時局，津田在戰時反而有意識地壓抑自己關於天皇的發言，因為當時的政治潮流，無條件地把天皇視為最高價值，國民則是作為天皇的從屬、毫無任何主體性，津田為了斷絕自己與這種天皇論的關係，因而只將天皇制隱身於國民思想研究中，作為與中國文化、朝鮮文化…等「異文化」相互對抗的日本國民精神。
然而，到了戰後，民主主義思想所伴隨的「天皇制廢止論」，讓津田不得不站出來與之對抗，對津田來說，當時的民主主義只不過是以西歐為模範移植過來的政治思想與制度，毫無批判地接受外來思想，是津田絕對無法容忍的事。因此，津田發表了一連串擁護天皇制的文章，在〈建國的事情與萬世一系的皇室的由來〉一文中，針對天皇制與民主主義之間的矛盾，提出他的看法：
國民深愛著皇室，就是這份愛，它才是民主主義最徹底的樣貌。無法深愛皇室的國民，在這點上面，已經說明了，他們缺乏實行民主主義的能力，就是這份對皇室的愛，它是一種使我們通往世界的人道精神的最大展現。
對津田來說，正是因為國民發自內心對皇室的愛，皇室才可以在現代國家與現代國民生活之中的找到合適的定位，使得皇室永遠美麗、永遠安泰，並因而確立皇室永恆的力量。這種國民對皇室的愛，不僅具有「人道精神」的世界性，也同時包含了「民主主義」的精神，因此，天皇制與民主主義並不是相互矛盾的，在這裡我們又可以更加確信，津田十分強調天皇觀的包容性、柔軟性，不同於法西斯主義時期的天皇觀，具有排他性與獨斷性。
戰後津田所要對抗的異文化，是西歐的民主主義，「尊皇之情」又再度作為國民精神的展現，以強調日本國民與天皇之間特殊的精神融合。這又再度反映出津田理想的「尊皇之情」，是從日本國民內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它不是透過政治宣導、教育統制等人為的力量就能催生的，因此，它可以超越各種政治型態，作為國民的精神支柱，持續地存在著。
因此，從記紀批判以來，津田一直試圖論證，支配階層的天皇觀與國民無關，反之，津田所擁護的天皇，是以國民內部所形成的「尊皇之情」為基礎，一種與政治無關、且作為「精神權威」的天皇：
家康的本意是，將朝廷作為一種禮儀之府來尊崇，置於一種與實際政治沒有交集的地位，也就是說，事實上，一旦有事的話，幕府負政治上的全責，皇室不會受到任何的牽累，因此，結果上來看，這種思想方式會使得皇室的地位很安泰。
為了要(展現)國體的觀念，今日的立憲政體是最能活化國體的，也就是說，可以從立憲政體作為出發點，去發揮國體的真正精神。
戰前的津田，給予明治立憲政體高度的評價，反之，對於天皇主權說，則給予嚴厲的斥責。然而，津田在戰後面臨「西歐民主主義」所伴隨而來的「天皇制廢止說」，因此轉而傾向於，他本來所排除的，在政治上擁立天皇的態度。
皇室相對於實際上的君主（實際掌權者）來說，皇室是處於弱者的地位，他只能因應時勢去順應當時的政治型態，可是給予處於弱勢地位的皇室尊重，具有重大的意義，意即皇室代表的是精神的權威。在這裡要注意的是，我所說的精神的權威，不是從政治權力分離出來的宗教權威，而是無論何時，他都是整個日本國家的政治的統治者的權威。
由於津田戰後積極發表擁護天皇的文章，以致於有些學者認為津田有思想轉向，如：家永三郎在比較完津田戰前與戰後的文章之後，認為津田戰前是「勇敢挑戰正統史觀的人，戰後卻敵視戰後的科學史學，並意圖強行復活皇國史觀，賦予天皇權力，這就是思想家津田左右吉的悲劇的縮影」。家永三郎之所以會得出上述的結論，有一部分原因是，家永是戰後所培養出來的後進青年，因此，與家永處於同一年代的年輕人，都很難理解作為「明治人」的津田的一貫性。另一方面，津田在戰前不斷批判當時日本軍部所提倡的「大東亞共榮圈」，故相對於當時的社會而言，津田是左派；可是到了戰後，整個日本社會都轉向左派，共產主義政治勢力不僅組織性地展開「天皇制廢止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意圖在亞洲形成聯盟，津田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轉而高唱擁護天皇制。而身為「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的家永三郎，自然十分推崇戰前的津田，給予戰後的津田負面評價，正是因為家永用一種「堅硬的一貫性」去看待津田，才會產生思想變貌的結論。
其實津田向來就不是任何主義的信徒。他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津田所批判、對抗的對象，會隨著外在環境而改變；對津田來說，唯有以「對抗」、「批判」為契機，日本才能保有自身的特殊性。
津田戰後所要對抗的，不只是西歐民主主義，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為當時的蘇聯、中國和北朝鮮…等國家意圖在亞洲組成聯盟，以對抗歐美，津田自然反對這些國家的作法，他自始自終都認為，日本應該走自己的路。這和津田戰前反對一個亞洲的初衷相同，當時他認為日本應該以歐美為目標，更加現代化、民主化與自由。
再者，津田也一直以「與外國文化對抗」為契機，希望能看到從「日本國民實際生活」中所產生的生活感情。對於津田來說，「尊皇之情」是國民內發的情感，具有超越政治、經濟變動的永續性，因此，最能夠代表日本的民族精神；在面對中國、朝鮮等異文化時，天皇的獨特性在於「親民」，因此日本民族自然對天皇懷有敬慕之情，天皇同時也代表著日本民族的精神權威，限於「非政治的領域」；在面對西歐的民主主義時，天皇的獨特性在於「日本國民對天皇的愛」，天皇不僅作為精神的權威，也同時代表著日本政治統治者的權威。
總而言之，在記紀批判的寫作時期，津田透過對記紀神代史的現代翻譯，找出天皇在現代國民中的位置，以賦予天皇現代的、世界性的、普遍的意義；在國民思想研究的寫作時期，津田從日本特殊的民族歷史、生活中，探尋天皇存在的必然性與特殊性。因此，津田的天皇觀體現了他最深沉的期待──一方面，從日本民族思想中，理解出通往世界普遍性的意義，另一方面，找尋日本文化真正意義，關注「油然而生的國民感情」，以保有日本的主體性。
小結
從第四章開始，我們藉由探討津田的記紀批判，來呈現出津田國體觀、國民觀、天皇觀的萌芽過程。在記紀的寫作時期，津田提出「官人述作論」，認為記紀神代史的作者為宮廷之人，目的是為了說明皇室的由來；可是津田並沒有因此否定記紀的存在價值，反而從記紀神代史去了解神話形成期的政治生活；津田進而發現，在國家形成的初期，氏族是處於現在國民的位置，因此，當時皇室跟氏族的關係，就是現在皇室跟國民的關係。皇室只是所有氏族中的「宗家」而已，他跟中國那種只靠「血緣關係」以及「權力壓迫」，使別人服從的情況完全不同，畢竟日本皇室和同胞本是一體，皇室只是這些同胞的中心點而已。
透過以上的理解，津田重新去詮釋神代史，賦予記紀具有現代意義的新精神。津田所謂的神代史新精神，是將皇室視為一種「國家整合」的機構，在國家形成初期，氏族是處於現在國民的位置，所以理論上來說，當時皇室跟氏族的關係，就是現在皇室跟國民的關係，在這裡天皇不僅不是神，也不是政治上的領導者，而是作為日本民族的「國民結合的中心」與「國民精神的象徵」，即使津田本來批判記紀神代史為官廷之人所作，內容也只是說明皇室的由來，因此，根本不是國民的理想，也不是國民的敘事詩，可是經過津田所進行的現代翻譯之後，他已經為記紀注入「國民的新的理想」。
依照津田所思考的方向，天皇和國民的關係，不是一種壓抑的權力關係，這和中國的「家族國家論」完全不同，家族國家論中的家長相較於其他成員，家長有絕對的權力，成員是根本沒有任何力量的。反之，天皇和整個國土、全體國民是來自同一個起源，因此他們是從同質的民族內部，自我成立一個國家；日本的氏族（國民）是一個自立的單位，只是因為某種自然的親近感，心生「尊皇之情」。
在日本國民思想研究中，津田認為，日本國家的活力來源，最初是貴族，再來是武士，最後就是平民，這種「國民形成動態過程」是中國、朝鮮…等劣等民族所沒有的。然而，當津田觀察過去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態度時，發現日本民族一直在學習外國文化與思想，卻沒有好好發展自身的文化，而且文化的掌控權一直沒有完全下放到平民手上。因此，津田進一步提出，要發展出具有日本獨特性的文化，就必須形成擔當此重責大任的國民；而國民的形成有賴「公共性（鄰人愛）」的實現。
津田十分重視「從國民生活中」產生出來的思想與情感，而最能夠展現這種國民思想的，就是日本國民對於天皇的情感──「尊皇之情」。在這裡，天皇僅作為民族精神統一的象徵，而不具備肉體性或特定的人格性，唯有如此，日本國民對於天皇的情感，才會超越物質利益的顧慮，不同於津田於《文學中所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中所論述的貴族時代與武士時代精神。這種能夠順應社會變動的天皇存在，正是日本文化用來對應外國文化的優點。由此可見，為何津田在戰前幾乎沒有針對天皇的公開發言，那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潮流，無條件地把天皇視為最高價值，而國民作為天皇的從屬、毫無任何主體性，津田自然想斷絕自己與這種天皇論的關係，因此有意識地壓抑自己關於天皇的發言。
但是戰後，津田卻發表了一連串擁護天皇制的文章，這是因為戰後民主主義思想所伴隨的「天皇制廢止論」，以及戰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讓津田不得不站出來與之對抗，對津田來說，當時的民主主義只不過是以西歐為模範移植過來的政治思想與制度，毫無批判地接受外來思想，是津田絕對無法容忍的事；而戰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倡在亞洲建立與歐美對抗的聯盟，這對一直要求日本要走自己的路的津田來說，也同樣需要批判。因此，津田面對戰後的情勢，再度回顧《文學中所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所關注的問題──反省日本人形成文化的態度；在學術研究上，探討皇室歷史的由來；再度強調天皇的存在，是一種出自日本特殊風土、超越政治變動的精神權威，也同時代表著日本政治統治者的權威。
綜觀津田整體的研究，如何兼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追求，是津田不斷思索的課題。津田認為，唯有「日本文化的世界化，日本文化的日本特質才會開始顯現出來」，因此，他選擇峻別、批判中國與朝鮮，期待日本往世界文化的道路前進；並且將天皇從「人工的」、先驗的、神話的記紀神代史中解放出來，從日本民族獨特的生活與歷史中，尋找天皇在現代國民中的位置──「國民結合的中心」、「國民精神的象徵」；戰後為了對抗西歐民主主義、國際共產主義，使得津田擁立天皇的態度，變質為具有政治意義的攻擊姿態。。
對津田來說，天皇雖然逐漸具備普遍性的意義，可是天皇終究脫離不了他所處的日本歷史與環境。津田對天皇的擁立，在根本上包含了這種原理性的矛盾，可是津田卻同時肯定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共存。這反映出津田思想中最深沉的期待──一方面，從日本民族思想中，理解出通往世界普遍性的意義，另一方面，找尋日本文化真正意義，關注「油然而生的國民感情」，以保有日本的主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