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Austin和塞尔Searle先后提出各自的言语行为理论以来，语言学家已对言语行为中的请求、道歉、称赞、拒绝等做过较为详尽的研究。抱怨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言语行为，但中外语言学家对抱怨语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近20年来，国外学者也对抱怨言语行为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如：Elite Olshtain和Liora Weinbach (1987)、Beth Murphy与Joyce Neu (1995)、Trosborg (1995)、Donna Hurst Tatsuki (1999)、Marty Lafores (2002)。对以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的抱怨语所做的研究还比较少，有影响的仅有2项：Piotrowska (1987)和Arent (1996)。国内对英汉抱怨语的研究也不多，先后仅有4篇文章正式发表，有影响的有2项：赵英玲(2003)和李萍(2006)。
总体上看，现有的抱怨策略分类都是以英语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的。多数学者未对汉语中的抱怨言语行为的实施策略做进一步的总结归纳。本文则以汉语和英语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各种社会情景因素对中美抱怨实施策略的影响。
一、相关背景理论
（一）抱怨语与抱怨策略
抱怨语是由于过去或正在进行的行为对说话人产生不利影响，因而说话人表达出不满、烦恼、责难用以作为对该行为的反应；这种抱怨通常是讲给对这一冒犯行为至少负部分责任的受话者即冒犯行为的发出者(Olshtain 和Weinbach，1993)。广义上讲，抱怨是指说话人心中的不满，数说别人的不对(赵英玲，2003)。Laforest (2002)认为抱怨就是提醒对方注意某些行为准则是不能违反的一种方式。抱怨语是指说话人因过去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给自身带来不利影响的行为而对被抱怨者所表达的不满和不快。
关于抱怨语的实施模式，Olshtain 和Weinbach (1987) 和Trosborg (1995)曾经先后提出各自的分类。Olshtain 和Weinbach (1987)调查了希伯来语中的抱怨语，根据抱怨的严厉程度(degree of severity)，将抱怨语分为五种实施模式：低于责怪水平(below the level of reproach)、表达不快与不赞成(expression of annoyance or disapproval)、明显的抱怨(explicit complaint)、谴责与警告(accusation and warning)、立即威胁(immediate threat)。Trosborg (1995) 探讨了将英语、丹麦语作为母语的说话者和丹麦的英语学习者的抱怨实施情况，总结出八种抱怨策略：暗示(hints)、表达不快(annoyance)、表明后果(ill consequences)、间接责怪(indirect accusation)、直接责怪(direct accusation)、变项指责(modified blame)、明显谴责冒犯行为(explicit condemnation of the accused’s action)、明显谴责被抱怨者(explicit condemnation of the accused as a person)。
Trosborg认为立即威胁不是一种抱怨策略，因此将未其列入她抱怨实施模式；而Olshtain 和Weinbach则认为它是最具攻击性的抱怨实施策略。他们认为低于责怪水平的抱怨对抱怨者来说是一种退出策略(opting out)，而Trosborg则未提到这一点。此外，Olshtain 和Weinbach也未把非明显性的责怪(暗示)列为抱怨言语行为的一种实现形式。
（二） 影响抱怨实施的情景因素
Olshtain 和Weinbach (1987)提出了四种情景变量：社会地位 (social status)、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契约关系(contract)、说话人的期望值(the level of speaker’s expectations)。说话人的社会地位可能会高于、等于或低于受话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距离是指交际双方之间的亲疏关系。契约关系是指交际双方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契约关系和社会义务，有契约还是无契约，有明确的契约关系还是含蓄的契约关系。说话人期望值的高低取决于前三种变量的情况。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中国研究对象(NC)是国内三所本科院校的在校学生，年龄在18-22岁左右。中文有效问卷50份，其中28份受试为男性，22份受试为女性。英语的研究对象(NE)有两部分组成：19人来自美国中央密苏里州立大学的美国学生，11人是来中国从教或学习不到半年的美国人；年龄在18-24岁间。英语问卷均有效，其中16份受试为男性，14份受试为女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Blum-Kulka等(1982)语篇补全测试(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为工具，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
问卷共设计了11个生活情景，每个情景都对当时的背景做了详细描述，要求受试者填写当时的说话内容。问卷有中、英文两种形式。在问卷设置过程中，我们都听取了许多中美专家的意见，并做了修改，使问卷尽量适合中美两国的语境。问卷中把社会地位、社会距离、契约关系和说话人的期望值作为控制因素。详情请参见表1。
（三）数据收集
通过问卷方式先后让两个受试群体就所提供的抱怨场景做出相应回答。在填写问卷前，我们要求受试者认真阅读有关要求并如实填写个人信息。我们要求受试者要尽可能真实地填写自己当时的反应。中国受试组用汉语做答，美国受试组用英语做答。
所有的语料将按照下文中提出的抱怨策略进行归类和量化。
三、数据分析
本文根据前人对抱怨实施模式的研究，并结合所收集的语料，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抱怨实施模式，再用这一模式来把所有语料进行量化。我们通过中美在每个情景类型上使用各种抱怨策略的均值来分析四个情景因素，即社会权势、社会距离、契约关系、说话人的期望值，对抱怨策略选择的影响。
（一）抱怨实施策略的分类
正如前面提到的，Olshtain和Weinbach、Trosborg所提出的两种抱怨实施模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但也有其不完善的地方。本文综合了他们的分类，并结合收集的语料，将抱怨策略进行重新分类。
两种模式都提到了表达不快和谴责的策略；因此我们将继续保留这两种策略。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发现说话人可能会选择退出、非明显性抱怨（暗示）、明显的抱怨和威胁这四种策略。Olshtain和Weinbach没有把补偿策略(request for repair)作为一种抱怨实施策略，Trosborg也只把它当作一种指令类行为(directive act)。研究发现这种策略的使用频率还很高，所以我们也把它视为一种抱怨策略。我们提出的抱怨实施模式包括七种策略。他们的抱怨严厉程度大体上也是由弱到强的。具体如下：
Str.1 退出策略(opting out)：说话人为了避免损害被抱怨者的面子而弱化内心的受挫感。说话人可能会采取积极的退出策略。如：
谢谢你，我再想想其他办法。(NC, S6)
I don’t get the paper finished. I will try harder next time. (NE, S3)
部分受试者采取消极的退出策略，如假装没看到被抱怨者、仅仅微笑一下、或盯着被抱怨者不做声等，他们多数觉得不懈于进行抱怨。
Str.2 暗示(hints)：说话人采取的一种非公开提及的策略(off-record strategy)，没有明显提及被抱怨者或被冒犯的行为。如：
你的表该换电池了。(NC, S5)
Hey, mom! It’s my birthday! (NE, S8)
Str.3 表达不快与不赞成(expression of annoyance or disapproval)：说话人含蓄地提及被抱怨者或被冒犯的行为。如：
等人的感觉不好啊。(NC, S5)
Oh, dear, I’ve just bought it. (NE, 7)
Str.4 明显抱怨(explicit complaint)：一种公开提及策略(on-record strategy)。说话人公开威胁被抱怨者的面子，公开提及被抱怨者或被冒犯的行为。如：
这音乐也太大了吧？吵死了！(NC, S1)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won’t share your notes with me. (NE, S2)
Str.5 补偿策略(request for repair)：说话人采取的一种修改策略(redress)，要求被冒犯的行为得到终止或弥补。如：
妈，你要记得以后给我买车。(NC, S8)
See all these people, they are all waiting. You need to get in line. (NE, S9)
Str.6 谴责(accusation)：从道德上谴责被抱怨者本人或其行为。如：
我还从没有见你这样自私的人呢！(NC, S2)
I feel like you don’t respect me when you don’t respect that my time is important. (NE, S5)
Str.7 警告和威胁(warning and threat)：说话人采取的一种公开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决定对被抱怨者采取制裁。如：
下次再这样，看我不让你等上两个小时。(NC, S5)
Get your ass off the couch and wash your dishes before I put them in your room. (NE, S4)
（二）分析情景因素对抱怨实施策略的影响
为探讨情景因素对抱怨策略选择的影响，我们将针对每一个情景因素来分析中美两组受试组使用各种抱怨策略的均值。
A) 社会地位
两组在社会地位上使用各种抱怨策略的均值如表2所示。
本研究发现，社会地位的高低对中国受试组选择抱怨策略的影响比较明显，而美国受试组则未表现出很大的相关性。
当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低于或等于被抱怨者时，中美受试者都倾向于采取严厉程度最弱的抱怨策略(退出和暗示)或略具威胁性的抱怨策略(明显的抱怨和补偿策略)。当说话人的社会地位高于被抱怨者时，中国受试者更多地选择了谴责，而美国受试者则倾向于选择较为温和的抱怨策略，如表达不快和不赞成。
B) 社会距离
在Olshtain和Weinbach(1987)的研究中，社会距离没有对母语为希伯来语的抱怨者产生影响。从本研究各组抱怨策略的均值分布来看(见表3)，整体情况和他们的研究结果不同。
当说话人与被抱怨者是亲族时，中美受试者都倾向于使用最柔和的策略(退出和暗示)，尽管两组都使用了一定明显的抱怨，但在亲族间的威胁力是较小的。当社会距离比较亲密时，两组抱怨策略的使用频数分布都比较分散，严厉程度较弱的抱怨策略和略具威胁性的策略使用得较多。当说话人和被抱怨者仅是相识时，如，学生和老师的场景中，大多数受试者采用了补偿策略。当两者关系比较生疏时，中国受试者更多地使用了严厉程度较强的明显抱怨和谴责；而美国受试者则更多使用不具威胁被抱怨者面子的策略(退出、表达不快和不赞成和补偿策略)。
总的看来，中国受试者抱怨策略的选择与社会距离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而美国受试者则未呈现出这样的趋势。
C) 契约关系
通过表4，我们发现契约关系都会影响到两种语言对抱怨策略的选择。当说话人和被抱怨者间无契约存在时，两个受试组都倾向于使用退出和补偿策略。当两者存在较含蓄的契约关系时，中美两组都喜欢使用严厉程度较弱的抱怨策略和略具威胁性的明显抱怨和补偿策略。当两者存在明显的契约关系时，中国受试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谴责，而美国受试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补偿策略。从整体分布来看，就这一因素，汉语比美语表现出更显著的相关性。
D) 说话人的期望值
总体上看，两个受试组抱怨策略的选择与说话人的期望值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见下表：
美国受试组使用明显抱怨和谴责的均值分布表明：说话人的期望值越高，说话人就越有可能会采取抱怨严厉程度较高的策略。除此之外，其他策略在两组中都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分布。
四、结论
本文旨在分析各情景因素对中美抱怨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地位和社会距离对中国人抱怨实施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美国人在选择抱怨的严厉程度时，不太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契约关系都会影响中美对抱怨策略的选择，但汉语受这一因素的影响更大。在我们的研究中，说话人的期望值没有对中美抱怨策略的选择产生明显影响。由于本文的受试群体多数是来自中美的大学生，没有对其他群体做进一步的探讨，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遗憾。
附注:
1. 限于篇幅,省略了英汉两个“语篇补全测试问卷”。如读者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2. 例句后括号里的字母和数字是例句的出处：NE-native English-speaking Americans, NC-native Chinese，S-语篇补全测试问卷中的情景序号。例如,(NE,S6)表示此例句由一位美国受试者在完成问卷中情景6时所提供的句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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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san M. Gass & Joyce Neu. (Eds.). Speech Act Across Culture[C].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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