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语教育往事谈》为个案
摘要：基于《外语教育往事谈》之上的个案研究发现外语界著名老前辈们77.7%以上的人在中学阶段曾接受过双语教学。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双语教学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的坚实语言基础，英语最终成为教授们得心应手的工具，并帮助前辈们在外语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双语学习经历能为现代外语教学，尤其是双语教学，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外语老前辈、双语教学、个案研究
一、导言
2001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性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杜秀华，2002）。双语教学是指在学校里使用第二语言进行非语言类学科的教学，使学生在学习其它学科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对该外语的熟练的运用能力，从而造就能运用两种语言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的复合型人才（李莹莹,2006）。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不仅是学习的对象，而且是一个应用于其它学科教学之中作为教学媒介来获取知识的工具，它具有双重效果，即同时获得知识和语言能力。双语教学是非语言类学科中用外语进行教学，是师生运用外语进行课堂学习的交流和互动(叶新, 2003)。笔者在阅读外语界诸前辈的自传或回忆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份人曾经接受过双语教学。在此之前，还未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由此，笔者萌发了研究许国璋等外语界老前辈所接受的双语教学的念头，企盼研究的结果对现代外语教学尤其是双语教学能有所启示。
二、外语界老前辈所接受的双语教学研究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本以上海外语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一书所列的外语专家为研究对象。本书书名由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题写，责任编辑为李良佑、刘犁。其中所载回忆也均为专家本人自述，故所研究的资料可信度极高，因而研究结果也较为可靠。鉴于所学第二外语的语种不一致可能给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因而此次研究仅将所学外语主要为英语的专家列为研究对象，而将学习其他语种的专家暂时排除在外：张威廉(德语)、王季愚(俄语)、刘振瀛(日语)、漆竹生(法语)、付克(俄语)、胡孟浩(俄语)、岑楚兰(西班牙语)以及王福祥(俄语)。本研究最终涵盖的外语教授有：季羡林、方重、范存忠、葛传槼、柳无忌、黄嘉德、水天同、朱雯、王宗炎、戴镏龄、叶君健、吴景荣、徐国璋、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陆佩弦、李赋宁、陈冠商、梅绍武、桂诗春、陈用仪等22位。
2.2研究问题
在针对研究对象所作的研究中，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的问题：
1、该专家开始学外语大约是什么年龄？
2、中小学是否曾就读于双语学校(教会学校或普通学校)？该教会学校由哪国教会创办？
3、除中文、历史等传统中文科目外，其他科目是否基本使用英语教学？
4、其他科目的教材是否主要采用英语原版教材？
5、有多少专家接受过双语教学(占总数的百分比)？
6、专家们的籍贯是何处？籍贯为沿海省市的专家占总数的百分比是多少？
2.3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本采用定量统计加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预先根据研究问题设计一张统计表格，然后对照专家本人所述，逐项进行标记，凡符合该情况者，则计1分，不符合则计0分，情况不明者则用“*”号标记，最后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得出结果。为保证所得百分比大于或等于实际情况，凡情况不明之项一律按0分进行计算。
2.4 研究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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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姓名 |
开始学习英语之年龄 |
中小学是否就读于双语学校 |
大多数课程实行双语教学 |
其它课程基本采用英文教材 |
籍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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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以前 |
10-14岁 |
曾就读双语学校 |
未就读双语学校 |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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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名称 |
创办教会 |
非教会双语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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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
1 |
0 |
0 |
|
|
0 |
1 |
0 |
1 |
0 |
山东清平 |
|
方重 |
1 |
0 |
0 |
|
1(清华学校) |
0 |
1 |
0 |
1 |
江苏常州 |
|
范存忠 |
0 |
1 |
0 |
|
1上海交大附中(南洋公学附中) |
0 |
1 |
0 |
1 |
上海崇明 |
|
葛传槼 |
0 |
1 |
0 |
|
1(上海电报传习所) |
0 |
1 |
0 |
1 |
江苏嘉定 |
|
柳无忌 |
1 |
0 |
1(圣约翰中学) |
美国圣公会 |
1(清华学校) |
0 |
1 |
0 |
1 |
江苏吴江 |
|
黄嘉德 |
0 |
1 |
1(寻源中学) |
美国归正教会 |
|
0 |
0 |
1 |
0 |
1 |
福建晋江 |
|
水天同 |
1 |
0 |
0 |
|
1(清华学校) |
0 |
1 |
0 |
1 |
甘肃兰州 |
|
朱雯 |
0 |
1 |
1(东吴大学附中) |
美国监理教会 |
0 |
0 |
1 |
0 |
1 |
上海松江 |
|
王宗炎 |
0 |
1 |
0 |
|
1(中山大学预科) |
00 |
1 |
0 |
1 |
广西合浦 |
|
戴镏龄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镇江 |
|
叶君健 |
0 |
1 |
0 |
|
0 |
1 |
0 |
1 |
0 |
湖北红安 |
|
吴景荣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平阳 |
|
许国璋 |
0 |
1 |
1(秀州中学、东吴大学附中) |
美国监理教会 |
0 |
0 |
1 |
0 |
1 |
浙江海宁 |
|
杨周翰 |
0 |
1 |
1(崇德中学、育英中学) |
英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 |
0 |
0 |
1 |
0 |
1 |
江苏苏州 |
|
王佐良 |
0 |
1 |
1(文华中学) |
英美圣公会 |
0 |
0 |
1 |
0 |
1 |
浙江上虞 |
|
周珏良 |
0 |
1 |
0 |
|
1(南开中学) |
0 |
1 |
0 |
1 |
安徽东至 |
|
陆佩弦 |
1 |
0 |
1(圣芳济学堂) |
法国天主教耶稣会 |
|
0 |
0 |
1 |
0 |
1 |
上海 |
|
李赋宁 |
* |
* |
0 |
|
1(南开中学) |
0 |
1 |
0 |
1 |
陕西蒲城，生于南京 |
|
陈冠商 |
0 |
1 |
0 |
|
|
0 |
1 |
0 |
1 |
0 |
浙江宁波 |
|
梅绍武 |
0 |
1 |
1(岭南中学) |
美国圣约万国传达总会 |
1(清华中学) |
0 |
1 |
0 |
1 |
江苏泰州 |
|
桂诗春 |
1 |
0 |
1(华仁书院、中业学院) |
爱尔兰天主教会 |
|
0 |
0 |
1 |
0 |
1 |
陕西西安 |
|
陈用仪 |
0 |
1 |
1(培正中学) |
两广浸信会 |
|
0 |
0 |
1 |
0 |
1 |
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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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
6 |
13 |
10(占总数45.4%) |
|
9(占总数40.9%) |
3 |
17 |
3 |
17 |
16(沿海省市) |
|
接受过双语教学人数总计：17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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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数之百分比 |
27.3% |
59.1% |
77.3% |
13.6% |
77.3% |
13.6% |
77.3% |
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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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在对研究结果进行仔细统计和分析之后，我们有以下的发现：
1、在《外语教育往事谈》这本书里所列的22位我国外语界著名的英语教授中，开始学英语的年龄在10岁以前的共有6位， 占总数的27.3%， 在10-14岁之间的有14位，占总数的63.6%， 总计开始学英语年龄在14岁以前(含14岁)的学者共20位，占专家总数的90.9%，另有2位学者（戴镏龄、吴景荣）因所述不详，情况不明。14岁以前的儿童学外语兴趣浓厚，模仿能力强，是学外语的黄金时段，由此可见，现代外语习得理论认为开始学外语的最佳年龄在14岁以前是很有道理的。
2、中小学曾就读于教会学校的有10位，占总数的45.4%；曾就读于其它双语学校（清华学校、南开中学等）有9位，占总数的40.9%；曾就读双语学校的专家总计17位，占总数的77.3%，其中两位专家，柳无忌（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之子）和梅绍武（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既曾就读于教会学校，也曾就读于非教会双语学校。未曾就读于双语学校的学者仅3位，占总数的13.6%，另有2位学者（戴镏龄、吴景荣）因所述不详，情况不明。
3、除国语、历史、修身之外的课程基本使用英文教材并进行双语教学共17位，占总数的77.3%，基本未采用双语教学3位，仅占总数的13.6%，另有2位学者情况不明。本书所列的专家绝大多数接受在中小学阶段就接受过双语教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在22人中，籍贯为沿海省市的共19位，占总数的86.4%， 其中尤以江浙沪三地为最多，共有13位，占总数的59.1%，内地省市只有3人，占总数的13.6%。究其原因，当为沿海省市更为开放，其中多有通商口岸，与外界往来更多，易于接受新思想所致。
综上所述，在上述研究对象中，接受过双语教学的外语界著名的教授的比例高得惊人，达77.3%以上。这么多的外语界老前辈出自于双语学校绝不是偶然的，有着其深刻的原因。绝大部分学者在中小学阶段接受过双语教学，并因此加深了对英语的掌握，使得英语真正成为工作和学习中得心应手的工具，进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研究中实行双语教学学校主要有两类学校，一类是教会学校，如圣芳济、东吴大学附中、文华中学等；另一类是近代中国为学习西方而开设的新式学校，如清华学校、中山大学预科等。外语学习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环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双语学校里良好的外语学习环境为上述外语界老前辈打下良好的外语基础，进而成为学贯东西的杰出外语人才。
三、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双语教学
清朝末年，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封闭的大门，醒悟过来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紧迫性。此时的中国急需培养一大批既懂外语又掌握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知识的人才，因而西方世界最为通行的语言—英语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双语教学就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时期的双语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清政府（尤其是洋务派）的大力支持下建立的以学习西文、西艺的新式学校, 另一类是西方教会，主要是美国教会，为达到传教的目的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
当时的著名的新式学校有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京师大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南洋公学等，其教学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兴办新式学校的同时，清政府还积极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清华学校是清政府1911年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在北京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校址设在清室皇家“赐园”—清华园，故名“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从成立到1929年留美预备部结束，共计派送留美学生1279人（付克，1986:31）。上述学者中，方重、柳无忌、水天同、梅绍武就先后在清华学校就读过。当时的新式学校，比如清华学校，就基本采用以英语为主的双语教学。据水天同教授回忆，“课程十九由外国教授用英语讲授，教材自然也多是美国教材”(李良佑，1988:98)
最早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学校是美国圣公会于1871年在武昌创办的文华中学(Boone School)，王佐良教授曾就读于该校。在随着中外交往的进一步频繁，英语也逐渐具有了商业价值。学习英语有助于学生毕业进入外交、海关、铁道、邮政、电报等工作稳定、待遇优厚的机构。清政府用“庚子赔款”选派学生留学美国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良好的英语基础，这也吸引了许多学生学习英语。随后出现的教会学校有：上海圣约翰书院，福州英华书院，上海中西书院，广州岭南书院，南京汇文书院，麦伦中学等。许多教会学校也逐渐发展成为教会大学，例如：燕京大学、协和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以及岭南大学等。“几乎所有的男寄宿学校和许多日校都教授英语，女校也在加紧仿效”(Graham,1995:59)。教会大学一般在入学考试中都要考察学生用英语读、写、说的能力，以便进校后能够适应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要求。为了适应教会大学入学考试的要求，许多中学，尤其是新式学校或教会大学的附属中学，比如，圣芳济中学、上海交大(南洋公学)附中、东吴大学附中等，都采用英语讲授除中国历史或国语以外的其它课程。“教会教育系统的英语课从小学就开设了，到中学时许多课程已经全部用英文讲授”(李楚材，1987: 79)。 正如陆佩弦教授所忆，“(圣芳济)这种学校的英文程度好，是因为它除了中文课只能用中文外，其他的一切学科，一律用英文本子”(李良佑，1988：238)。
尽管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学校是主要是为了进行传教从而达到其文化侵略的目的，“不论途径如何，教会学校都具有传教和注重教徒及其子弟教育问题的双重目的”（冼子恩. 1985:261）。然而，客观上，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新式学校和教会学校的确为长期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学习西方的窗口，并最终成为“西学东渐”的桥梁，为落后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例如，福州船政学堂就曾培养出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人，当年清华学校毕业的有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梁思成，周培源等人。清华大学从1911-1929年近20年间就读美国各大学的969人中，除二人病故外，取得博士学位者183人(19%)，硕士学位者436人(45%)，学士248人(25%)，未得学位者仅80人(8%) (苏云峰，2001：164)。1933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第四版)总共收入的960人中，毕业于教会大学的就有201人 (徐以骅, 1999:237-238)。
四、该时期双语教学的成功经验
清末民初无论是新式学校还是教会学校都是以英语教学为基础，并逐渐以英语作为其它科目的教学语言进而发展成为语言和专业教学相结合的双语教学。双语课程也遵循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初级阶段通常以英语语言教学为主，中级和高级阶段则逐渐过渡到以专业学习为主，注重英语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实行双语教学的大学，所招收的学生大多数在中小学阶段就已经接受过初步的双语教学，已打下了良好的双语基础。该时期双语教学的成功经验有：
4.1采用外文原版教材作为双语教材。
在新式学校和教会学校里，除传统的中文科目采用中文课本以外，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目基本采用引进原版英文教材的办法。根据黄嘉德教授的回忆，“所有的这些课程都是以英语讲授的，所用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英语原文著作”(李良佑，1988：79)。又如佛山华英中学，“除公民课和一部分英文课本是向岭南大学购买外，其余是直接从英国购来，据说是英国中等学校用的”（熊真沛，1981:183）。引进英文原版教材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可用的中文版西学教材非常之少，不得已而使用原版教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训练学生阅读英文原版教材的语言能力，增强学生毕业后的自主学习能力。在良好的双语教学环境下，外语已成为学生获取其它学科知识的实用性工具。Nunan（1999:33）认为，实用的语言素材可以使学生在教室里接触更多的内容,更有趣的材料,这些实用语言素材把学生带进生活，使得学习和使用所学语言更加有意义，也更容易。 例如，该时期数学课本就曾使用过 Hawkes W.编写的“Complete School Algebra”《学校代数》和 “Higher Algebra” 《高等代数》。又如，当时非常流行的一本英语语法教材就是“Nesfield Grammar”《纳氏文法》，本文所提及的许多外语老前辈在其回忆中都提到曾学习过这本语法书。据葛传槼教授的记述，“但只有J. C. Nesfield的英语语法第四册，老师很少讲解，主要靠学生自己读”（李良佑，1988:59)。又如王宗炎教授回忆，“他讲语法显然讲得太少，不然我就用不着自己去苦读《纳氏文法》第三册”(ibid:136)。该时期很受中国学生欢迎的一本初级英语读物就是兰姆(Charles Lamb)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如许国璋先生所忆，“(当时)读的是周越然注的《莎氏乐府本事》”(ibid:190)。
4.2 双语师资中外籍教师占很大比例
双语教学关键是需要一支既懂外语又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的优秀师资队伍，能够运用外语来讲授专业技术知识。清末民初双语学校最初大多聘请懂中文的外籍人士担任教师，后来，随着留学归来的人员的增多，双语师资也聘用优秀的留学人员和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清华学校在1918年就聘请的外籍教师就达25人之多(苏云峰，2001：124-127)。
外籍教师中最初也不乏不学无术之人，但随后各学校就提高了选拔师资的要求。例如，“圣约翰大学规定只有那些有三年以上教龄和硕士学位以上者方能担任教授”(徐以骅，1999：47-48)。据王佐良先生回忆，“当年的文华，除了国文(汉语)课以外，几乎所有的课程—包括体育—都是用英语教的，而且多数教师是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人”(李良佑，1988：211)。外籍教师在英语语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用英语教学也是用其所长，因而是双语教学师资的中坚力量。较大比例的外籍师资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外语文化氛围，是该时期双语教学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较大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4.3注重创造良好的双语教学环境
Krashen（1985:2）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主要是通过习得途径而获得的。而第二语言习得则是在自然语言环境下,学习者大量地接触略高于自己现有水平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Comprehensive input)自然而然地习得语言。清末民初的双语学校正是尽可能创造类似于自然语言的习得环境，增加学生用英语听说读写的机会，以期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并养成运用外语进行思考的习惯。以圣约翰大学为例，正如黄嘉德教授所述，“圣约翰大学的英语环境特别有利于学生的英语水平的提高。我在那里学习期间，课内听英语、讲英语、阅读文科方面各种英语教材和参考书，课余还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写英语日记，参加英语作文比赛、英语演讲比赛、英语辩论会，听英语广播，看英语电影，还在校内上演的英语喜剧中扮演角色。这些课外活动对我掌握英语在听、说、读、写等方面的基本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李良佑，1988: 79)。圣约翰大学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来公函、会议记录、年度报告均使用英语，考试也基本采用英语考试。校刊上经常有学生用英文发表的诗歌和习作，他们能读英文书报，作英文演讲，程度好的学生在写作上甚至和美国中学生没什么区别。可见，英语除在课堂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外，已经完全渗透到整个学校的方方面面，使得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与整体的学校双语文化氛围相结合，整个学校完全变成了一个学英语和用英语的大教室，因而，双语学校的学生英文程度较高，在大学入学考试或奖学金考试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1910年，通过在上海举行的庚子赔款奖学金考试，共录用了31名学生，其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卢茨，1987: 471)。 近代著名学者林语堂就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本文所提到的陆佩弦、柳无忌、黄嘉德等教授也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五、对现代双语教学的启示
清末民初的双语教学是中国在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学习西方不得已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双语教学由于外语语言作为学习工具并和自然科学相结合，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尤其是专业词汇，另一方面，双语学校创造的良好的外语环境促进了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并大大加深了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为落后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双语人才，包括外交、军事、海关、邮政、铁道、翻译以及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实用人才。着眼长远，双语教学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和研究中，了解国外本学科的现状并能够积极从外文资料中吸收外国先进的科研成果。该时期双语教学对现代双语教学的启示有：
1、双语教学必须具备既懂外语又具备相应学科专业知识的高水平师资，且外籍教师须占到较大比例，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现阶段国内高校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师绝大部分是各院系的非语言专业教师，绝大部分人英语口头表达能力欠佳，根本达不到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要求。英语专业出身的教师，因缺乏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对该学科的专业词汇和术语也不熟悉，亦难以胜任双语教学的重任。清末民初的双语师资的中坚是外籍教师和留学归国人员，外语水平较高，这是该时期双语教学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目前中国双语教学的现状，一方面，学校可引进部分外籍双语教师，另一方面，急需加强本国双语师资的培养，例如，可在英语专业学生中尝试培养面向特定专业的双语教师，也可加强非英语专业教师的外语培训，尤其是口语的培训，有条件的学校可选送部分教师出国培训，最终形成一个合格的双语教师队伍。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双语教学应该缓行，以免弄巧成拙，既没有达到应有的双语教学效果，同时由于语言障碍影响学生对专业技术知识的掌握。
2、外语要想学好，必须设法构建一个良好的外语习得环境。上述外语界老前辈的成功的经验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当前我国外语教学的最大困难是缺少外语环境，导致“费时多，收效少”的后果。教育部高教司张尧学先生（2002）强调大学英语教学要避免应试教育，应突出英语的实用性，全面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我国双语教学要以改变外语教学效率低下的客观现状为出发点，以培养双语复合型人才为宗旨，以提高外语交际能力为价值取向，成为适应当今世界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潮流的一种教学方式(郑定阳，1994)。清末民初的双语学校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英语文化根源，加上很大比例的外藉师资和管理人员的存在，校内很容易形成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和一定程度的英语文化氛围，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完全融合在一起，确实非常有利于英语水平的提高。正如陆佩弦教授所言，“这种练习过程，表面上是在学几何物理，但事实上也是在学英语。这种练习已经不是把英语作为学习对象，而是把它直接表达思想的工具来学了。对学习英语来说，这是一种极好的方法”(李良佑，1988:239)。现阶段，我们当然不可能再去办什么教会学校，但我们应设法创造适合学生双语学习的语言环境，促进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
3、为了配合大学的双语教学，条件允许的中学可实行过渡型的双语教学。从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外语老教授在中学阶段就已经接受双语教学的高达77.3%。当时的清华大学(清华学校)和各教会大学在其入学考试中，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较高，因而入学后学生良好的英语基础也使得双语教学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并得以顺利进行。现阶段有条件的中学应该在强化英语语言教学的基础上，进行过渡性质的双语教学，为更高阶段的双语教学构筑坚实的基础。“学生中那些英语程度较好的，一般比较欢迎双语教学课，甚至希望在课堂内加大使用英语的比例”(胡小春，2006:15-18)。中学英语课本也应包含其他科目的内容，尤其是其它科目简单词汇和基本术语等，避免将英语科目和其它科目完全隔离开来。
六、结语
在双语教学中，外语作为真正的学习语言并和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能给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和使用环境，在学习其它学科知识的同时，促进外语水平的提高，最终使外语成为得心应手的语言工具。上述外语界著名老前辈中超过77.7%的人曾接受过双语教学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双语教学对外语本身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应该为我国的双语教学积极创造条件，全面提升我国的双语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双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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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Old English Professors’ Experiences of Bilingual Learn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book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by the Old Professors”, this study has discovered a fact that over 77．7% of the old professors of English mentioned in this book had receive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 It is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under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study and research． With the help of the efficient language tool, the professor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lifetime,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may bring us some beneficial inspiration to modern language education, especially bilingual education．
Key Words: old English Professors; bilingual teaching; cas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