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 A Process of Cognition
——A Per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刘卫平 柏敬泽
提要: 本文从评析一首名诗的汉译引发对翻译本质的讨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认知接力，并在此基础上对“信”、“达”、“雅”作出新的阐释，提出以“信”、“达”、“明”取代“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此外，本文也试图廓清如何把握“异化”和“归化”度的问题。
关键词：翻译；认知；信；达；雅；明；
Abstract: This paper proceed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rendition of a famous English poem to the elab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ranslation is a sort of relay occurring in the cross-language and cross-culture cognit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esents a new paraphrase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and suggests that the Three–Character Standard be replaced by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obviousness as a yardstick of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the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problem that to what a degree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should be tackled.
Key words：translation；cognition；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obviousness；
引言 ：
翻译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常被提起，是因为它发人深思：翻译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目前译学界已有的各种阐释却让人觉得有各执一说、未臻圆满之感。“本质”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第322页上的释义，“……故本质是定义的本体论相关物,是定义的第一对象。在传统上,本质被认为是为一类事物所共有的共同性质，故本质的功能是认同属的成员资格,或把个别放入一个属中。可亚里士多德在许多地方都主张,本质和形式作为第一本体是特殊的。于是，这便引起了关于如何理解本质的本体论地位的许多争论。一般而言,本质是这样一种属性,没有它,一物便不可能是它原来所是的样子。作为本质属性,它区分于偶然属性”。 那么，应如何界定翻译行为的本质属性呢？ 笔者浅见以为,任何文体的翻译,从开始到结束,译者始终处于“语言—思维”、“思维—语言”相左,相容,相助,相契的复杂心智活动中,究其实质,明显是一种需要译者殚精竭虑的创造性认知活动；翻译的本质是语言之“器”为思维所用的跨文化交际范畴内的人类认知活动。翻译界公认诗歌翻译的难度最大，译作相对于原作的变动也最大，而在笔者看来,既然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那么诗歌翻译的这种较大变化特质也正体现了翻译行为的本质。本文拟以布莱克名诗《老虎》的宋雪亭之汉译为例作些探讨,目的则在于,既略抒己见,又向译界的方家里手叩教请益.
The Tiger 老虎
William Black 威廉•布莱克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火似的照亮黑夜的林莽，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什么样超凡的手和眼睛
Could frame your fearful symmetry? 能塑造你这可怕的匀称？
In what distant deeps and skies 在什么样遥远的海底天空，
Burnt the fire of thy eyes? 烧出给你做眼睛的火种？
On what wings dare he aspire? 凭什么样翅膀他胆敢高翔？
What the hand dare seize the fire? 敢于攫火的是什么样的手掌?
And what shoulder and what art 什么样的技巧，什么样的肩头，
Could seize the sinews of thy heart? 能扭成你的心脏和肌肉？
And when thy heart began to beat, 等到你的心开始跳跃，
What dread hand and what dread feet? 什么样吓坏人的手和脚？
What the hammer? What the chain? 什么样的铁链？什么样的铁锤？
In what furnace was thy brain? 什么样的熔炉炼你的脑髓？
What the anvil? What the grasp 什么样的铁砧，什么样的握力
Dare its deadly terrors clasp? 敢捏牢这些可怕的东西？
When the stars threw down their spears, 当星星射下来万道金辉，
And water’d heaven with their tears, 并在天空里遍洒着珠泪，
Did He smile His work to see? 看了这杰作他可曾微笑？
Did who made the lamb make thee? 造小羊的可不也造了你了？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火似照亮黑夜的林莽，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什么样超凡的手和眼睛，
Dear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能塑造你这可怕的匀称？
宋雪亭译
（引自孙梁,1990：106--109）
无可否认,该译诗堪称译中上品。首句“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火似地照亮黑夜的林莽”破空而来为我们展现了威震群山、啸傲林莽的百兽之王虎的形象。接着，惊异于虎的奇迹，凭着奇崛想象，诗人借雄奇瑰丽词句发人人欲发而未发之问：什么样超凡的手和眼睛，能塑造你这可怕的匀称?第二三四节诗人任想象驰骋，穷想象并理性之功，于疑问之中惊叹世界之不可能——虎的产生。第五节作者飞凌群星之上，以上帝的微笑对虎这一他的不可再造之作的赞许，来平息宇宙间这一拍案惊奇。第六节重复第一节，此时虎已成为了一个永不可解的谜。
此诗是如何造就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的?译者是怎样认知原作的老虎形象以及语言的本质并用汉语对其演绎的?他对“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又遵从到哪个程度？笔者拟就词语选用，音韵制作，意境营造三方面来剖析此问题。
首句“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译者译作 “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火似的照亮黑夜的林莽”。用“你金色辉煌，火似的照亮”来译 “burning bright”一词，又让这两个“板快结构”（刘宓庆，1999:30）意念流分归诗的两行。遣词跌宕多姿，音韵扬抑有致,意境出世拔俗。作者此处用两个感叹号来译原文两个逗号，可谓是对原文的不“信”,却是对翻译本质入木三分的洞察: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认知劳动，其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以满足主体对于真善美的需要，因而认知焦点应是原作的思想核子和语言本身,而不是原作的特定字句。鉴于“tiger”后面的两个逗号在中国人心理缺乏与欧美人心理对应之美感，作者弃逗号不用而“生造”感叹号，同时着力渲染“burning bright”为“你金色辉煌，火似的照亮”——把外国“匀称的美”改造成中国“辉煌的奇迹”,在我们心理再造了一种“另类”的雄奇瑰丽美。而这里“金色辉煌”作为“金碧辉煌”的“修订版”，虽有不“雅正”之嫌,事实上却昭示“语言是一种狂欢”的真知灼见：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所长所短,翻译的一项任务就是发展完善译入语,使其简洁、准确、生动,散发新奇的光芒。有心的读者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本节诗挥之难去的魅力，部分正来源于里面多少有些异样的词语。“什么样超凡的手和眼睛，能塑造你这可怕的匀称?”,“超凡”修饰“手和眼睛”，让人倍觉新奇与震动； “眼睛”转而用来“塑造”“可怕的匀称”，也让人顿悟心智在创造新世界中作用；“可怕的匀称”，“可怕”一指老虎可怕又指匀称的“惊心动魄”。这一前人决无用过但早在众人心里安卧的离奇瑰丽诗句来形态容啸傲群山、独步苍莽的虎，说是为老虎定制的辉煌冠冕也不为过。译者以自己的锐目慧心明辨糟精,去伪存真,让读者再识自然神奇创造力的之时也再认了语言的神奇魅力。
第三节末行“什么样吓坏人的手和脚？”，这句话似乎不是典雅的中文，甚至有些不“达”（标准国语中，形容词性疑问词“什么样”不能与动词“吓坏”搭配。），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个 “异样”的句子让一幅“老虎啸叫，万物惊惧软瘫、魂魄难聚”的画面栩栩如生。换为“怎么样”就会使修饰重心移向动词“吓”，转而强调老虎如何“恐吓”万物而非万物惊惧软瘫，进而使诗句效果大打折扣 。译者循作者思维之轨迹，审毫厘之爽，破汉语句法,提供了一个语言创新的范例。
遗憾的是该节末行译句为“造小羊的可不也造了你了？”。笔者并不认为精于译道的宋雪亭不能想到一句“造小羊的可不也造就了你？”，倒更愿意认为是译者在着意传达原文韵律美之时，反被其韵脚束缚了手脚。笔者认为,翻译认知过程旨在探索体现在原作中的世界存在之真理,这种真理真善美三位一体。“真”是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无讹误之处，是译者对原作现实世界本真的认知，“善”是以原作现实世界和译作现实世界的互惠互利为基础创造全面反映原作精神面貌、堪称“善本”的译作。“美”是译者在充分发挥自身审美经验基础上对原作美学价值进行的升华和超越，是原作现实世界和译作现实世界更高层次上的融洽与和谐。三者是翻译的终极原则。只要是深化升华原作的核心思想,译者有权利对原作润色美化。“造就”一词有“造了”所缺乏的“完成完美杰作的”意义，与虎的形象正好应和，又能激起人对神奇完美事物的想象与渴求；而韵律作为作诗的要求之一，实际上一种规律或必然,此处破韵不仅与虎无所阻禁的形象更契合,还能曲传必然之中总有偶然的哲学内涵。翻译过程中译者铸词炼意的境界不仅与其对原文的认知深度密切相关，而且与译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互为因果、息息相依。
以上分析可见：作为翻译原则，传统的“信”、“达”、“雅”有宏观指导意义，但对其诠释，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实中不少翻译作品也对该原则有不同程度的背离。观之翻译过程，“信”、“达”、“雅”也缺乏对翻译行为本质的解释力。翻译的本质是什么，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质疑与商榷
翻译是什么?不同学派对翻译从不同角度下了定义：文艺学派认为翻译是作品文体风格的转换，是译者的再创作；语言学派认为是两种语言的话语转换；交际学派认为是信息的转换；社会符号学派认为是社会文化的转换。从译者立场出发，翻译则是把源语话语变为另一语言文字的活动。广义的翻译定义就是：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赵桂华，2003：1）。刘宓庆认为 “翻译的实质,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刘宓庆，1999：41)。注意到翻译现象涉及面广、范畴多,黄忠廉在2000年给翻译下了具有开拓性的定义：“翻译是译者将源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并求得二者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黄忠廉，2000a：220),并在2002年进一步提出了变译理论。上引翻译定义从不同视角对翻译行为作了丰富的阐释，但不难看出，这些定义在方法论上有如下方面缺憾：（１）本位观照(刘宓庆，2001：41)欠深刻、不全面,下定义时重结果而轻过程,未能透视贯穿翻译全过程的“理解—表达”这一思维活动的本质,亦即翻译的本质。理解与表达是翻译认知的具体表现。（2）外位参照(刘宓庆，2001：41)欠广阔,主体需求不彰显。翻译实质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认知劳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需认知原文承载的各种信息的本真，也需认知各种信息赖以赋形的语言形式,更需在翻译劳动的思维创新中认识人类自身,其产物则是满足人类精神和物质需要、真善美一体的文字。翻译过程就是追求真理,升华智慧，陶冶情操的过程。西方应用译论学派尤金奈达(Eugene A . Nida)的“动态对等”翻译对翻译的定义是: “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tion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n such a way that the receptors in receptor language may be able to understand adequately how the original receptor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understood the original message’’（翻译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并使译语读者能获得相当于源语读者语对源语的感受的活动）(转引自刘宓庆，1999：41) 。“奈达的贡献在于把焦点从原文与译文的比较转移到两个交际过程的比较,把可能影响信息接收的各种语言文化问题都放在考虑之列”(Jin，1997：268，转引自张南峰，2004：86)。但问题是：既然时空已变,读者群体又迥然不同,这种 “动态对等”是否能真能达到？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种对等究竟有无必要？针对纽马克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界文本中心论学说，汉斯•弗美尔和诺德提出并发展了“目的论”, “目的论”认为行动皆有目的，因此 “决定译文（面貌）的，不是原文，而是翻译目的”（Vermeer，1996：12-15，转引自张南峰，2004：86）。为回应其他学派对“目的论”的攻击，诺德还给它补充了一条“忠实”原则。弗美尔认为其 “目的论”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扩大了可翻译的可能性，替译者松了绑”，但他没能给出准确简洁的翻译定义。说翻译是一种目的的定义多少给人以不着边际之感，而且以目的为中心的翻译理论也容易导致了其翻译标准的随意性，从而最终导致译作质量的优劣难以界定。综观国内外译论，其翻译定义在方法论上存在两个误区：要么一头扎进翻译实践（甚至其技术层面）不问外在世界考察翻译,形成难以面对种类繁多翻译现象的以 “信”为基础的翻译观。要么又未正视翻译实践、忽视了翻译本身特征,所形成的对翻译的界说让从事翻译实务的人感到无所适从，难得要领。两类翻译观一类象是不敢踏上翻译现实地面的“纯理论”，另一类又给人以缺乏理论高度的感觉，都很容易导致“翻译可以无理论”的谬论, 进而使翻译实践活动缺乏理性指导,影响翻译作品质量的提高,并最终阻碍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新的时代,不断发展的翻译实践在日益呼唤高屋建瓴、有统摄力的理论来指明翻译实践的道路.
二.换个视角看翻译
翻译是什么？词源对翻的第一释义是：“飞。……文选汉张平子（衡）西京赋：‘众鸟翩翻，群兽（马否）騃’……”。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 “译”的解释是“传译四夷之言者”。他在《说文解字》对“译”字还做了如此演绎“囮，译也，……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唐贾公彦在《义疏》中对《周礼》记载“象胥”一词作的注释是“译即易，谓换易语言使相解也”。《辞海》对“翻译”的定义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文字表达出来”。贾公彦对“译”字的解释实际已涵盖了翻译的过程和目的，而从选用本义为“飞”的“翻”字，我们也不难看出古人对翻译这种高度创新认知活动的洞察：只要我们认真审视，就会发现制约翻译的因素有很多，诸如：译者的学养，治学的严谨程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干扰，时代的局限，译作奉献的对象（受众），等等，不一而足；翻译与其说是译义，不如说是一种牵涉各种因素、需要译者殚精竭虑的创新性认知活动。笔者认为，翻译首先是一种有目的有效益的生产，而后才是一种文字活动。作为诸多人类活动中的一种,我们必须把翻译重置于社会生活的广阔背景,从哲学的高度去考察才能透析其本质。从本质上讲,翻译乃是一种认知劳动, 是以原作为媒介，是以原作现实世界(包括原作、原作世界、原作读者及其外部环境)为基础，以传达、深化原作精神为目的的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认知接力，可图示如下：
认知接力（追求真理以满足人类精神及物质需要）
认知原作现实 通过原作认知 以认知原作现实
世界并创作 原作现实世界 世界为基础创作
以原作现实世界 以原作现实世界 以译作现实世界
要求的形式制约 以原 的存在规律制约 要求的形式制约
第一次认知（产生原作） 第二次认知（产生译作）
如图所示，译者是完成翻译这种跨语言跨文化认知接力活动的主体。首先,作为人类劳动，翻译是为了改造与原作及译者自身相关外部世界，寻求真理、获得真善美来满足人类精神和物质需要。真善美是翻译的统摄原则。其次,作为认知接力,翻译内在要求译作要到达原作未到达之境（原作境界表现为作者的思想精神，原作塑造的精神境界以及原作的语言精神。受原作文体类型影响，译作在演绎原作精神时着力点会有所变化。譬如：传记、日记等以人为作品灵魂的文本应着力凸显当事人的情感及思想精神，小说、诗歌等虚拟的文学类文本应侧重渲染“理想社会”的精神境界，各种应用类文本应以展现原作的文字精神为一项重要任务）,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到达原作未到达的智慧之境：原作或原作现实世界不应视为翻译的终极目的，翻译应在对原作的理解中产生灵感，在译作阐释原作的意境过程中对其超越；产生于翻译过程中的智慧至关重要，它反映出译者对原作的认知能力，是翻译成败的关键，也是翻译的关注所在。翻译是一种创造性认知活动。再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原作对原作现实世界认知并在其制约下以译语展现原作精神风貌(此过程中译者还从整体上认知作者与原作、原作世界、原作读者之间的认知和制约的关系)，与此同时还要认知译作世界、译作读者对译作的制约关系(三者及其外部环境合称译作现实世界)，并在其制约下创造译作，诸多新因素的介入和牵引使译作与原作偏离成为必然；翻译过程中的诸因素互为背景,互为主体,他们之间是一种互动的接力关系,该接力的和谐运动最终导致理想译作。翻译的原则和标准发端于原作，孕育成形于原作现实世界、译作现实世界相互期望、相互制约的翻译过程之中，是译者在综合各种主客观因素基础上所提炼出来的译事规律，是真善美映照下的明辨和彻悟。
笔者不揣浅陋，对上述观点作如下说明:
1）它可以廓清翻译的定义。翻译是什么?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认知活动,是以原作为媒介,原作现实世界为基础, 以深化原作精神为目的,由译者进行的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认知接力。既然翻译是一种认知,是一种积极意义、有所取舍的文字活动,那么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都是翻译,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是更好乃至于唯一可行的翻译方式。四条腿的桌子是桌子,六条腿的桌子也是桌子,上面掏了用来放火锅的窟窿的仍然是桌子。我们不妨认为：凡是不悖于翻译本质的言语、文字行为，均为翻译。
2）它有助于我们采取正确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翻译是以原作现实世界为基础的认知接力，其任务是破译光大原作的思想核子，而不是捕捉渲染飘逸于核子之外的语言电子，翻译过程是认识原作语言及其内容所昭示真理的过程。真理本身真善美三位一体。“真”是译者对原作现实世界本真的认知，“善”是原作现实世界与译作现实世界的互相成就、互惠互利，“美”是两个世界在更高层次上的融洽与和谐。翻译的理解可以看作是对真（当然里面也有善与美的成分）的破译，表达是对真善美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作者与译者的权力在善与美的标准下平衡：作者的权力止于原作的思想至高点，他无法控制自己作品中游离于该至高点之外、为他人（译者）所理解的意义；译者的权力以不贬降该至高点为下限，他还应对原作的不完美予以润饰。译者有权利也有义务以发扬原作的核心思想为宗旨修正润饰原作，但无权以凌驾的态度贬降原作。对于不符合人类认知规律或缺乏认知价值的内容，译者有权舍弃，而对于有利于深化人类认知结构、提升人类认知水平的内容，则不妨精雕细刻。有例为证：
⑴ Mr. Bennet was so odd a mixture of quick parts, sarcastic humor, reserve, and caprice, that the experience of three-and-twenty years had been insufficient to make his wife understand his character. Her mind was less difficult to develop. She was a woman of mean understanding, little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 temper. When she was discontented, she fancied herself nervous .The business of her life was to get her daughters married; its solace was visiting and news（转引自李亚丹,2005: 217—218）
班纳特先生真是个古怪人,他一方面喜欢插科打诨,爱挖苦人,同时又不苟言笑,变幻莫测,真使他那位太太积二十三年之经验,还摸不透他的性格。太太的脑子是很容易加以分析的。她是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她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她生平的安慰就是访友拜客和打探新闻。（转引自李亚丹,2005：224)
译者王科一把“odd mixture of quick parts”译成“古怪人”是对原文价值不大的信息的舍弃性概括。而把“sarcastic humor, reserve, and caprice”译作“喜欢插科打诨，爱挖苦人，同时又不苟言笑，变幻莫测”可以说是在对班纳特先生性格精准把握基础上演绎的绝妙好辞,如此词句只能产生于世事洞明的练达心胸,决非几本英汉汉英词典所能提供。行文方面，作者采用了“一方面 ”、“同时”、 “只要”、 “就”、 “就”、 “就”等连词以及“真是”、 “真使” 、“很”、 “生平”的等强语气词,并且活用长短句,使译文仿佛有一股真气鼓荡其间,读之如饮醇酒,如坐春风。精彩绝妙的翻译还仿佛使我们隐约悟到：饶舌,愚蠢的太太似乎总有沉默智慧的先生做丈夫。
3）在翻译的标准方面,它有助于我们对“信 ”、“达”、“雅”的标准有一一目了然的认识。《辞海》对 “信”的第一释义是：“诚实；不欺。中国古代道德规范”。既然“信 ”首先是道德规范,翻译中的“信 ”也就不应该只是译作与原作信息的一维对应，而理应是多向多值的。翻译不仅应该忠实于原作现实世界的本真,还要忠实于译作现实世界的要求，更必须忠实于世界存在的真理(真善美)及翻译本身的规律。如果译作现实世界和原作现实世界利益相左，就须用真善美（真理）加以平衡规范 。而“信 ”的内容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既然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就要求认知的日益发展深化,认知环境和认知主体的变化也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所取舍。敬若神明的传统的“信 ”会把译者降格为类似传声筒的信息传输工具，在实践上是落后的，对翻译事业的成长进步也没有多少裨益。翻译好像是谈恋爱，痴迷源语世界是单相思，执着译语世界是自恋狂，两者都决不会有一点的前途，只有毫不动摇地发展自己,毫无保留地热爱对方，翻译才能结出娇花硕果。于形式上，翻译则象是放焰火，只有毅然破毁了纸筒，才能有绚丽于天空的万般缤纷。翻译的可能性源于物质世界的可认知性，其不完美性在于物质世界和认知主体的变化特征。作为认知活动，翻译不仅有真值（传统译论中的“信”），而且有价值，而价值里面既有翻译活动本身的价值,又有人对翻译的期望值。信于原作现实世界是翻译的起点,信于人的价值是其意义,信于真理（本体论上是真善美,认识论上是认知规律）是翻译的不二法则；前者在必要时候服必须从后者。如认知对象已与现实环境关系不大甚或冲突,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淡化甚至删节。
“雅”是什么呢？ 《辞源》对“雅”字的解释一是：“正确规范”，二是： “高尚文明”，三是：“美好”。严复选取 “雅”作为翻译的一条标准，是为了文章的 “行远”, 更确切的说是为了能在士大夫之间“行远”。 为使文章达到“行远”之目的，严复极力强调文章谴词造句的雅正,大力鼓吹遥远汉代以前的文风和桐城派古文的正统地位, 但他奉为圭臬的桐城派古文很快就在五四时期遭到冲击并被摒弃。事实是,新一代翻译人才正是用不那么雅正的白话文点亮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实际上, “雅”字在五四以后就应该改貌换颜了。什么样的语言能够行远?常用常新的大众的口头语,浸润着中华智慧的俗语与成语,吸收了异族优美词汇和精妙句式的表达。如果说当初严复所处的时代是少数士大夫识字,那么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今天, “雅”与“俗”已经不会那么泾渭分明地把读者圈成两堆了。在当今人人创造语言的时代，“行远”的朋友与其说是 “雅”，不如说成是 “雅俗共赏”。雅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俗是人类认知模式的显影。雅的东西并非都是金子，俗的东西也并非都是沙子。“寻寻觅觅，冷冷清请，凄凄惨惨戚戚”是千古佳句，“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也自有其难以抹杀的欣赏价值。“雅”字应被理解为对某个时代读者阅读心理和语言品味的切适，而不应只是优美辞藻的代名词。而 “达”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达”首先指译作在内容上能传情达义，表现世界的存在之理。还指在形式上不固守译语，不盲从源语，而是以人类认知模式为准星，在翻译中选用简洁、准确、优美传神的语言。“达”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是懂得放弃、能够包容，大智若愚、欲擒敢纵。 “达”的语言应该是奶牛消化了两块草场上鲜美牧草之后挤出来的营养丰富、光洁滋润的牛奶，是译者的 “双手互搏”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乾坤大挪移”，是闪耀着人类对自我和世界的直觉、符合思维辩证法的穿云破雾的智慧之箭。“达”的译文应是一曲回味无穷的和声唱,里面既有作为背景音的源语的浅吟低唱,也有作为前景音的译语的欢鸣激响,二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达的译文也一定是雅的译文。
鉴于此，笔者愿以 “信”、 “达”、 “明”来代替传统的“信”、“达”、“雅”。“明”字有 “光明”， “明白”， “明辨”， “世事洞明”等义；由日月组成，日阳月阴，表现辩证法的蕴涵，日月在胸才能在翻译中化阻化滞，化腐朽为神奇；有月字，月有人身的联想义，强调人的作用和价值,人面向太阳影射翻译是追求光明；“明”要求译者在充分照顾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的基础上，既发挥译语的优势，又有语言上的创新，不仅是译语读者“明”于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而且升级其认知模式。如此用 “信”（信于原作现实世界及译作现实世界, 信于人的价值，信于真理）来调控翻译行为，由“达”来明确翻译的任务，以“明”来作为翻译的终极目标（即，令译语读者明白、不生歧解，同时获得智慧），会使翻译标准更完备、更加切合实际。“信”、 “达”、 “明”是一三者互动的有机整体，是翻译这一跨语言跨文化认知接力运动的跑道。有例为证：
⑵ Some are made to scheme, and some to love；and I wish any respected bachelor that reads this may take the sort that best likes him. （Thakeray，1983：139）
女人里面有的骨子里爱耍手段,有的却是天才的痴情种子。可敬的读者之中如果有单身汉子的话,希望他们能挑选到适合自己的妻子。（杨必译）
译者杨必用“ 骨子里”、 “天才的”、 “如果有”等词汇对原文神韵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绝妙地凸显了原作者二分法式的阅人判人的智慧和智明彻悟的幽默语调。
⑶ And a fish / in the deep,// And a man/ in the mind.// 水中有鱼，心中有君；/鱼难离水，君是我心。（转引自龚光明，2004：21）
郭沫若先生用“君”这个浸润了中华几千年文明的字眼来翻译“man”，又借“相见时难别亦难”之“难”字来演绎“你我息息相依难离分”之意，增译两句，着力铺排，不仅深解原文其意，也深得原文其味，堪称译文佳构，再创作之典范。
⑷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曹雪芹，高鄂,1996：7）
While men with gold and silver by the chest/Turn beggars, scorned by all and dispossessed. //（Tr. by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tions ,1978：16）
杨宪益,戴乃迭将 “满”字译作介词“by”, 初看颇为费解,仔细琢磨才体会到其中妙处：原来译者是要表达“金银在箱内爆满,甚至堆在旁边地上”之意。这已不仅是语言的智慧,更充满着人生的智慧。译者在用语言对原文进行超越的同时,也神奇地演绎了《红楼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通灵彻悟的哲学境界。
三.翻译技术层面问题和认知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翻译的全过程中，认知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和技术。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认知原作的词汇和语法及其组合所表达的原作世界,也认知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译者与作者在共同创造未来世界的心智旅行中神思交通，在这个意义上讲，译者和作者均不属于各自所处的现实世界）、原作读者的心理状态及其可能的反应、原作国度的文明体系，同时还在认知即将产生的译作的词汇和语法及其组合所表达的译作世界，译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译作读者的心理状态及其可能的反应、译作国度的文明体系，在此过程中也不断对翻译本身进行认知，而所有这些因素又无一例外在互动中制约着译作面貌。翻译通过认知与原作及译者及其相关的外部世界来透视语言真相,熔铸本真语言,又通过不断熔铸本真语言日益塑造美好之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原作已不仅是认知媒介，而且获得了认知本体的地位）。翻译过程是以原作为起点,以人类自身、外部世界和语言为轴心进行的高度复杂高度创新的认知活动,该活动直接指向并破译着语言乃至世界的本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功高无上。翻译认知论有助于我们对不同的翻译操作技巧有一准确全面的认识，张智中认为归化和异化有两个层面，并提出“从文化内容来讲，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从语言形式来讲，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张智中，2005）。笔者认为，从哲学上讲,异化反映的是变化,是绝对的, 归化反映是静止,是相对的；从长远看，翻译过程中语言的异化乃是必然现象。本质上说，外部世界和人类二轴心一刻不停地在变，使得受它们牵引的语言变化势不能阻，原作对译作的制约虽直接，却远不如三个轴心来得深刻。从内容到形式，归化和异化度的把握始终应以认知内容的价值和认知手段（语言形式）的难度之比率来衡量，究竟是原作现实世界的事物还是译作现实世界的事物更具真善美的因素，究竟是原作语言的词汇句式还是译作语言的词汇句式更能有效认识这些因素，或者是各有所长，这是把握归化和异化的度并在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之间取长补短、平衡融合的标尺。翻译过程中，原作是起点,外部世界是参照点,人类本身是观照点,本真语言是焦点。译作语言应以一种符合人类普遍认知规律的“世界语”来写,这样的语言既是译语的,也有源语的新鲜气息,它不仅提纯了外国语的精华,也浸润着本国语的智慧,改造着本国语也能用作借鉴改造外国语。它理应准确、简洁、传神,能担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这样的译例在翻译史上并不乏见,笔者在这里只想就部分译作的不甚完美之处作一针砭探讨,以期对译事有所裨益.
⑸Once tasted , always loved. 一次品尝，永远喜欢。
这是一则食物广告词。译者将“loved”翻译为“喜欢”。首先，他对“love”一词感情强度没有把握准确，love的本意是爱，与喜欢相比，感情浓度要大。其次，译者没有注意到原广告语的尾韵，译语失了源语朗朗上口的好处。当然，“一次品尝，永远爱上”也不是十分合适的翻译，因为“爱上”虽切韵，但用来描写食物却有虚张声势之嫌。笔者以为倒是“一次品尝，永远难忘”可表达源语的感情强度，会留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也更能契合原文为食物广告语的特点。
⑹spend money like water 挥金如土
笔者认为,单就翻译成语而言,这句话不如译作“花钱如流水”。因为如此译是在介绍一种新智慧,引进一个观察事物的新角度,可以加深我们对 “水和土都无所不在”这一观点的认识。而它在形式上本身又属于 “呼之欲出”的成语.
⑻ green-eyed 红眼病
笔者觉得不妨把该短语译作“心生嫉妒,眼冒绿火”。嫉妒究竟是红色还是绿色的?确实不太好说,也许阴阴的嫉妒是绿色,疯狂的嫉妒就会成为红色。不过，白种人与黄种人的体质结构差异确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导致该语言歧变的原因。介绍一句异域短语,笔者认为不妨多些手段,以尽可能展现源语风貌及其所反映真相为要。
这样做可能会遭“不懂‘红眼病’和‘挥金如土’”的诟病。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在括号内注上“汉语版”——让二者在比较中存在，竞争中发展，存活下来的那个必将是精英，说不定还会有取二者之长的第三者产生；而这个过程正是灵感向睿智，道理向真理转化的过程。
The professor rapped on his desk and shouted: “Gentlemen, order!”
The entire class yelled: “Beer!”
这个曾被视为冯庆华先生认为“不可译”的双关语, 徐庆利和王福祥在《关联理论对幽默话语及其翻译的诠释力》一文中进行过成功的翻译：
教授拍着桌子大喊：“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喝〔吆喝〕什么? ”
全班同学齐声大叫：“啤酒！”
笔者认为,双关语并非完全不可译,在对源语和译语透彻认知的基础上,广泛联系、旁征侧引,大部分双关语是可译的。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该段话中双关语 “order ”一词的词典释义：
n.次序；顺序；正常(工作)状态；秩序；会议规则；命令；订购；定单。
v.命令；订购；定制。
观察这些释义不难看出,所有释义都暗含“强制力”的意义因子。“点菜”(订购饭菜)不过是在更大词典里具体化了的一个义项,也就是说,这里的所谓双关语“order ”的两个义项 “肃静”和 “点”实质上是一个词。只要我们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图形(在这里是点菜和叫嚷)/背景(在这里是饭店和教室)认知理论,并把两幅图重叠,就可以显影出一幅新图,在这幅图里可以有近似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笔者拟将上文译为：
教授拍着桌子喊：“你们这些年轻人,叫什么叫? ”
全班学生齐声喊：“我们在叫些啤酒来! ”
“有些双关语不可译”或许会被许多人认为是一句永远正确的话。真是这样吗？我们知道，世界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南美洲的蝴蝶振动一下翅膀，可能会在非洲引起一场沙尘暴。假使一个人没有见着他父亲，他是否就可以宣称自己没有父亲呢？我们现在没法译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能译。认知语言学为我们指明了认知的无尽潜能，笔者在此虽仅能奉献愚者一得，但深信译界诸贤定能舞动如椽巨笔，谱写译事新春秋。
四．结语
综上所说，我们认为,传统以 “信”、“达”、“雅”为翻译标准的译论有视野不够宽广，好似一双小鞋，抑制着翻译之脚的发育和行路。人类活动本质上是认知世界并在认知成果指导下改造世界的劳动，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劳动，是跨语言跨文化认知接力。原作是一种基因。经过翻译的爱的行为，译作应该是超越原作的下一代升级产品。翻译认知的目的旨在破译光大蕴藏于原作的真善美以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破译编码在语言里的智慧和真理以改造世界。由于时空改变和目的语社会选择，译作与原作偏离不仅有理由存在，而且是难以避免的 。真善美是翻译的统摄原则。原作现实世界和译作现实世界之间虽然也存在权利之争，但不应该存在主仆之分，他们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服务，互相成就，互惠互利的关系，和谐合作共同创造新的译作以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翻译是以本真语言为焦点,语言运作为特征,以外部世界、人类自身以及语言本身为轴心的跨语言跨文化的认知活动。世界的真理蕴于语言之中,翻译是人类智慧凤凰涅盘之所，翻译里有现实的生产力，更有升华人类感情、升级人类智慧的未来的生产力。翻译是人类活动中最核心最富于改造世界意义的智力劳动，翻译的标准产生于该智力过程中。翻译要“信”于原作现实世界的本真，还要信于译作现实世界的要求，更要信于人类世界的客观规律； 于语言形式上，翻译要力求在熔铸源语与译语基础上创造使用符合人类思维辨证法的“达”的本真语言。对翻译作品进行评判方面，翻译作品应 “明’’于世界之理，人类之情和语言中蕴藏的通天彻地的智慧。认知内容的价值和认知手段（语言形式）的难度之比率是处理归化/异化度的最终标尺。必须变被动翻译为主动翻译，使翻译成为促进民族振兴、世界繁荣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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