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蟹行》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荣获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首部新作。君特•格拉斯通过真实与虚构以“蟹行”的方式完美地结合，将一段沉封了多年的历史禁区——“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事件和一幕幕悲惨的二战战争画面完整的再现给世人。一幅幅历史画面和当今德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交替呈现在人们面前，融历史性和时代性于一体。格拉斯通过《蟹行》旨在启迪人们理性地直面史实，记住二战的惨痛教训，同时能够正确的教导当代青少年，警惕右翼极端势力。改正对历史的态度，对待历史，不漠视，也不忽视，更不隐瞒，客观展现，共创造和平的世界。
关键词：君特•格拉斯 蟹行 真实与虚构 历史
一 君特•格拉斯与《蟹行》
1.1 君特•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之后还曾写过戏剧，而成就最大的还是要属他的小说，以《但泽三部曲》之《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确立其世界文学地位。格拉斯作品中的语言之新颖，想象之丰富，手法之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别具一格，在1999年终于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2 《蟹行》的内容简介
1945年1月30日夜晚，满载德军伤兵、护士、难民的巨型游轮古斯特诺夫号被苏联波罗的海舰队S13号潜艇用三颗鱼雷击沉，船上近万名逃亡者葬身海底，其中少年儿童占四千多！德国东海岸上演了人类史上最大、最悲惨的海难。身怀六甲、年仅17岁的图拉也上了游轮，所幸她被救上了前来营救的德军舰艇。伴随着游轮下沉以及成千上万名儿童妇女的尸身在冰冷的海面上载沉载浮，图拉的儿子降临人世。获救后她怀抱襁褓中的儿子继续逃亡，辗转来到东德什末林，当了一名工人。保尔长大后当了记者，逃到了西德，在经历了结婚生子、家庭离异后，又与儿子康尼长期分居。两德统一后康尼才见到奶奶。奶奶十分宠爱他，还经常对他讲过去的经历，结果使他产生了偏激的观念，创办了新纳粹网页，最后竟然开枪杀害网友犹太青年沃尔夫冈
二 《蟹行》中的真实与虚构
2.1人物的真实与虚构
围绕着“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小说中穿插了三个历史人物和一个虚构人物的三代人，通过真实和虚构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们都与“古斯特洛夫号”船有关，也是他们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三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分别是：维廉•古斯特诺夫，1895年出生，一个极端的纳粹主义忠实走狗，忠诚于国社党甚过于自己最亲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我的妻子和我的母亲。假如我的元首命令我杀死她们，我会服从他的命令。”他只是国社党中普通的一员。却如此丧失人性。1936年被德国犹太学生大卫•法兰克福特枪杀；大卫•法兰克福特，1909年出生在塞尔维亚城市达乌洼，后在德国学医。作为犹太人，他深知何谓歧视和排斥。面对希特勒上台后，全德范围内滚滚而来的排犹恶潮，痛恨与绝望交织，使得他在1936年2月4日刺杀了维廉•古斯特洛夫。这一刺杀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犹太人的运动。希特勒为纪念烈士维廉，将一艘最初用于民众旅行的豪华巨轮命名为“古斯特洛夫号”。战争爆发后，“古斯特洛夫号”被改装成军事医院和训练基地。在1945年1月30日被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击沉，造成如前所述的巨大海难；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1913年出生，苏联潜艇艇长。1945年初因不守军纪和政治上不可靠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因有经验的艇长溃乏而推迟审判允许出艇。1月30日，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击沉了“古斯特洛夫号”但并没有得到“苏联英雄”的称号，之后连降几级成为一个仓库管理员，后因慷慨发放材料被送往西伯利亚，直到六十年代初获得平反，几年后死于癌病。
在如此厚重的历史基础上．格拉斯依据德国当代生活，以敏锐的社会洞察能力，虚构了一家三代人，可以说他们是德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主人公第一叙述者“我”——保尔，在结构全文上起了重要的连接作用。保尔没有经历刻骨铭心的战争，但先进的网络和母亲图拉对保尔几十年如一日的叙说使他能够了解那场海难和战争。保尔在海难中出生，这使得他与那场海难有某种戏剧性的联系，而母亲图拉也不断地催促他将这段历史写下来，然而保尔对此毫无兴趣。直到50年后的一天保尔意外发现了新纳粹网页。网页歪曲的介绍了“古斯特洛夫号”和相关的历史，充斥着极右的言辞和图片，他才开始认真调查起来。面对网页上熟悉的语言，保尔发现这个纳粹网页的网主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康尼。许多历史就是在保尔对康尼的网页“跟踪”中逐步叙述出来，并由他来重新阐述康尼公布的片面历史。保尔一直没有干预康尼创办的网页，也没有向康尼公开过身份，以至于康尼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样的叙述一方面符合现实生活逻辑，体现出父子关系的淡漠、康尼的固执、保尔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叙述的需要，通过他们不断地对历史的查询和保尔对康尼的“跟踪”，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被发掘出来，历史画面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清晰，对历史人物的了解也越来越全面。
“古斯特洛夫号”是文章的一个中心点，而保尔的母亲图拉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她是历史和现实的桥梁，她是历史与现实转换的交叉点。图拉不断地回忆过去， 对保尔和孙子康尼重述历史，她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不断交叠之中。而她又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一个矛盾综合体。战前，当希特勒将“古斯特洛夫号”船用于民众免费旅游以拉笼人心时，图拉也是其中的一个热情的拥护者，并对“古斯特洛夫号”大加赞赏，其实质上是对希特勒的拥护。而在战后苏联统治的东德，她同样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当斯大林逝世之后，一方面，她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并在家中点燃蜡烛纪念他，同情地说“他也是一个人” 。用这句话为斯大林的错误辩解，自称是 “斯大林的最后一个忠实信徒” 。另一方面，当柏林墙倒塌，两德重新统一后，图拉又是“古斯特诺夫号”幸存者年会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她这个公开宣称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却抱怨在1950年左右捣毁了维廉•古斯特洛夫的纪念碑，咒骂这是‘卑鄙的毁墓行为’。”小说以图拉为联接点，以古斯特诺夫号的沉没为契合点，将图拉在战前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与战后的生活，以及对历史的复述结合起来，将已逝去的历史事件和当今德国社会现实生活不断转换，图拉的经历折射了德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其思想和世界观也呈现出德国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康尼，保尔的儿子、图拉的孙子。他学习成绩优秀，文质彬彬，尽管年仅16岁，但已极具个性，对事物保持自己的判断，康尼深受奶奶图拉的影响，极为关注这段历史却产生了极端的新纳粹主义思想，便创办了纳粹网页，用当年纳粹主义的标语宣扬“右倾”思想，有意歪曲对“古斯特洛夫号”的介绍，美化维廉•古斯特洛夫，并经常与和他持相反态度的网友沃尔夫冈在网上进行对峙。他是一个新纳粹主义分子。但他所具有的极端右翼思想和极具希特勒时代意识形态的措辞，表现了新纳粹运动在青年中的发展趋势。最后康尼模仿当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刺杀维廉•古斯特洛夫的情景，杀害了具有觉醒意识的网友青年沃尔夫冈。在法庭上。康尼在阐述杀害沃尔夫冈的原因说：“我开枪行刺，就因为我是德国人。”“为他复仇，是我神圣的义务。”正如当年大卫•法兰克福特的回答：“我开枪行刺，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在这里，借着对康尼走上犯罪道路的叙述，通过历史性和时代性相重合，表现了当代德国社会中新一代青年的思想动态。既再现了不为德国青少年所知的一段事实，又体现了作者敏锐的社观察能力和时代责任感。
就这样，真实与虚构的两组人物。小说的故事情节在一次次人物之间的激烈碰撞中和叙事角度不断在这两组人物之间的转换中向前发展，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
2.2故事的真实与虚构
《蟹行》将真实历史与虚构现实两个不同时空层面的故事，以“蟹行”的方式进行阐述，将围绕着“古斯特洛夫号”的许多真实历史和一个虚构故事作为两条叙述线索，像两条相互环绕延伸的线，有条不紊地、轻松自如地纵横交插进行历史和现实切换。
如：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母亲图拉抱怨保尔没有出息，一直没有将“古斯特洛夫号”的事件写出来，而保尔承认自己没有出息，并狡辩说：“但要是能称之为发展的话，已经成为一个烟瘾很大的烟鬼。”紧接着写道：“我今天再补充一句：就像这个犹太人法兰克福特一样，他和我一样，也是用一根烟屁股点燃下一根烟的主。我现在不得不写他的事。”保尔是假设性的烟鬼，法兰克福特是名副其实的烟鬼，不管是虚构的还真正的烟鬼，作者借助“烟鬼”这一共同点自然地从现实中抽身进入历史，自然地叙述法兰克福特在法庭的审判；第一叙述者“我”直接介入历史，详细介绍了当时“古斯特洛夫号”船上的情况和三颗鱼雷击中大轮船时的悲惨情形，其中夹杂母亲图拉对当时情况的回忆。而保尔借助想象自由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有利于客观地描述当时的情形，因而使叙述极为可信，仿佛身临其境、亲历现场。
格拉斯用这样巧妙的叙述联接和切换方式，在勾画的一个基于当代生活之中极为可信的虚构故事中再现了许多真实的历史故事。这种真实历史与虚构现实的完美结合，叙事技巧的巧妙运用，将历史性与当代性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使历史的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三 《蟹行》表达的主题
注意网络的泛滥、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疏忽、社会对待历史的方式和态度，都会无形中对新的一代造成一定的影响。迷恋于网络的康尼这一生动的文学形象，提醒人们网络世界这柄双刃剑的锋利，警惕右翼政治势力用网络来迷惑不了解历史的青年人，使他们走上新纳粹主义的歧路。同时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也是极为重要的。正确的教育孩子，正确的叙述历史，父母与孩子相互间能友好的沟通和理解。这其实寄托了格拉斯对当代社会对青少年教育的理想解决方式；格拉斯在《蟹行》中不仅反思了德国人作为二战发动者的罪责和悔恨，而且还触及到俄罗斯人给普通德国人带来的巨大痛苦。以苏军长驱直入地进入德国时经过的奈默尔村为例：“有多少女人被俄罗斯士兵奸污，然后打死，尸首被钉在粮仓门上。T一34一型装甲车追赶逃亡的人，把他们碾死在履带下。许多被开枪打死的儿童躺在花园里和马路两旁的沟里。”⑵任何人看到这里都不禁毛骨悚然，然而这就是战争的残酷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双向性的，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不仅是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也包括法西斯国家的民众。格拉斯以此告诫人们要牢记过去，而不是淡漠或者美化过去，对于德国这段肮脏的历史要保持冷静而清醒的头脑，以史为鉴，而不是冷漠与狂热共存，这样才能保证类似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新上演。
格拉斯非常清楚德国人受战争梦魇折磨的根源。他说：“德国人的狂妄和对人类的轻视，德国人对顺从的毫不迟疑，那种违背所有法则的傲慢，它把‘要么全部要么全无’解释为德国的意志。到最后，当‘全部’被掩埋在不幸下面时，却不想承认‘全无’”。他谈《蟹行》时说：“德国对世界犯下了许多罪行，比如，驱逐当地居民，从波兰开始，后来又在乌克兰继续进行，结果这些非正义的行为却又得到了别人的效仿。驱逐当地居民，也包括驱逐的方式，都是非正义的”。格拉斯深刻认识到德国人的苦难与悲痛源于他们对纳粹的纵容和支持。他坦言这部小说旨在启迪人们理性地直面史实，记住二战的惨痛教训。
《蟹行》中所叙述的“古斯特洛夫号”海难，长期以来被视为德国历史的“禁区”。而君特•格拉斯毫不畏惧的勇闯这个“禁区”，就是为了让人们重温历史。德国人应该怎样看待本民族历史中不光彩的阶段，尤其是纳粹统治时期的历史，这在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和平主义反战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在评价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时说，在第二帝国中，“德国人变得从未有过的民族主义起来。我觉得这与爱国正背道而驰。一代又一代人由这种思想教育长大，造就成人，它的影响力至今犹存。”从伯尔到格拉斯等几代德国作家都批评了德国人狭隘的民族观，我们应该向这些敢于揭露本民族劣根性的德国作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是他们通过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把德国文化优秀的内涵展现给世人，才使得世人感受到德国人与这种灿烂文化相称的、应有的博大胸襟。
